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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这些在残页上能登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无论阵营，肯定都是有些能力的，所以朱元璋把这些人作为下一代的人才储备，准备重点培养，但重点培养不代表现在就要用，朱元璋深知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对于人才的选用，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经过必要的锻炼和考验才能够担当重任，如果未经锤炼就将其置于高位，那么无异于揠苗助长，最终只会害了这些人才。

    所以，朱元璋并不急于将这些人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而是准备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来锻炼他们、考验他们，再决定他们在屏风上的去留。

    看着看着屏风，朱元璋的思绪，就跑到了别的地方。

    前不久，临近去年年底的时候，各布政使司、府、州、县，按照级别将今年夏秋两税的总和纷纷逐级上报，十三布政使司将最终的统计数据上报朝廷，经过反复确认后，确定洪武十九年全年的税收折合总数超过了三千五百万石，创下了洪武开国以来的新高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朱元璋多年来励精图治、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结果，当然了，其中朱雄英送来的土豆、玉米、红薯、黑麦、木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也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朱元璋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高产作物在经过试验后，就被迅速推广到适宜种植的全国各地的新开垦地上。

    目前从辽东到河北、山西的广大北方地区，卫所兵新屯垦的耕地上都广泛种植了黑麦，这种作物不仅产量高而且适应性强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长，它们的推广种植使得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意义非常大，不仅为朝廷提供了稳定的军户税收来源，而且还减少了朝廷对于开中法的依赖，朝廷不再需要付出大量的盐引给商人，换取商人运输粮食到北方边境。

    从政治上讲，重新完成了华夏统一的大明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能放弃沦陷于异族之手数百年的北方，哪怕大量陈兵驻守北方漫长的边界线是一件亏本的买卖，大明也要做，因为此时的大明君臣，绝不是南宋君臣那样短视，很多事情，如国土、民心，是不能讲性价比的，这不是做生意。

    但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当然也要考虑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给北方输血、移民、备边，让已经胡化严重的北方汉人重新产生对于大明的归属感没有问题，可如果这个成本能够降低，那自然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在此基础上，大明既然已经剪除了云南和辽东这两块北元在华夏最后的地盘，那么发动对北元的总攻，也被提上了日程，傅友德、冯胜、蓝玉等将领，已经在北方边境开始厉兵秣马。

    而高产作物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北地汉人的人心，在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土司统治下的土民也因为木薯的种植而受益匪浅，木薯作为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作物，它可以在稍加开垦的山沟里、山坡上生长，并且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和水源，对于生活在贫瘠山区的土民来说，木薯这种神奇的作物简直就福音。

    要知道，土司跟流官不同，知府、知州、知县这些流官，如果把下面的百姓搜刮的太狠，百姓起来闹事或者造反，那这些流官的前途肯定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丢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流官对于百姓都是相对“温和”的，而云贵等地的土司却是代代世袭，有的诸如播州杨氏，甚至传承了数百年之久，王朝不断更迭，他们的统治却从来都未曾被动摇过，土民们不敢也无法反抗他们，因此很多云贵山区里的土民，在土司眼里跟商周时期的奴隶也没什么区别，土司才不管他们的死活。

    而有了木薯，虽然这东西吃多了会烧心，但土民在歉收的年岁，也终于能够勉强填饱肚子，不再受到饿死的威胁，木薯的推广种植，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这些地区的民心，尤其是对于刚夺回没几年的云南，更是让云南百姓见到了立竿见影的生活改变，这无疑为大明在西南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竟，对于吃不饱肚子的百姓来说，没什么比多一口吃的更重要的事情了，而能不能吃饱肚子，就决定了他们到底会不会起来造反。

    而因为朱雄英的提醒，本该在洪武二十年发生的两件关于海禁的事情，事情走向也同样出现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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