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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吧，以此地对农民的提留和摊派程度，每亩田至少要收900斤谷子以上才行，否则农民就是白干一场。而能打900斤以上稻谷的水田，很少很少，属于凤毛麟角。

    这就导致什么呢？

    农民靠卖农副产品和打短工赚来的钱，全部被提留款和摊派费弄干净了，只剩下家里的一堆粮食，根本没钱用于市场消费。

    特别穷的两个村，由于土地贫瘠，连粮食都没多少，只能勉强保证不饿肚子——初中辍学率竟超过30%，因为农民交不起学杂费。有些交得起也不愿读了，十四五岁就去学手艺或者打工。

    再往西，宋维扬又去了隔壁省，走访洪伟国的一个战友的老家。这里的情况差不多，大同小异，只不过由于靠近长江，农民进城打工的更多，普遍稍微要富裕一些。

    接着又前往西南某省，还是洪伟国战友的老家——怕出事，得有当地人带路。

    这次走访的几个村子简直穷疯了，因为地处偏僻，外出打工的农民很少，只能窝在地里刨食吃。而那到处是贫瘠的山地，根本种不出几颗粮食，农民的人均月收入不足10元钱。就这还有沉重的提留负担，农民别说吃肉了，一斤菜油可以炒一年的菜，油腥味都见不着，年夜饭能有两三个荤菜就属于富裕人家。

    这他妈怎么写论文？

    写个屁啊！

    宋维扬研究的是农村乡镇市场对中国内需的拉动，但现实是根本拉不动，农民能吃上肉就不错了。

    ……

    满县城都没找到网吧，甚至宋维扬想用电话线拨号上网，跑遍全县都没弄到一只猫。

    这破地方，估计连电脑都没几台。

    宋维扬只好去县图书馆，一包烟打通关系，随便他在里面找资料看。很快他就发现了意外之喜，居然找到一套本省出版的社科杂志，复旦的图书馆里都没有的货。

    有个当地的三农问题专家，也在呼吁农村市场化，论文写得头头是道，就是没有多大的可操作性。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宋维扬在复旦的图书馆里已经查阅了上百篇相关论文。但没用，都没用，盘活农村经济必须农村经济市场化，专家教授们对此大谈特谈，一个比一个写得精彩。

    但真正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先把农税取消了再说。避开这个问题谈农村经济市场化，都是在耍流氓！

    宋维扬从县图书馆出来，叼着烟抓耳挠腮，他不知道自己的论文该怎么写。

    洪伟国以为他在替农民烦恼，安慰道：“老板，你真没必要考虑这个。其实农民只要肯出去打工，农村那点提留摊派不算什么，这也没见哪里饿死人啊。就拿我家来说，我弟弟在外面打几个月工，不但农税挣回来了，剩下的钱够买好几年的粮。”

    宋维扬听到这话，脑子里灵光一闪，突然笑道：“我知道该写什么内容了，老洪，谢谢你提醒。”

    “啊？”洪伟国不明所以。

    宋维扬打算重起炉灶，写一篇《农村经济形势与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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