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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狱掾平对着所有人高声宣道：“秦律重在禁奸于未萌，‘拾遗者刖’，此乃春秋之法，行之百年而未改也！”

    在中国历史上，夏朝开始有肉刑，包括刖足在内。到了周代，刖刑已经普遍施用。春秋时，诸侯各自为政，各国国君对臣下或百姓动辄使用刖足之刑，如“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

    另据《左传》记载：公元前六七八年郑国刖强鉏之足、公元前六三二年卫侯刖针庄子之足、公元前五七四年齐国刖鲍牵之足，等等。楚国还有和氏得玉璞，楚王以为狂，先刖其左足，又刖其右足。

    素以重刑著称的秦国更不可能例外，刖刑也称断足或称斩趾。《秦简·法律答问》就曾载：“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

    鸮闻言，顿时又悔又恨，自己一时情急，竟要连累老父被斩去双足，只得连忙改口：“不是捡到的！不是捡到的！”

    众人见其丑态毕露，大笑不止。

    鸮心知无力回天，只得低下头去，不敢再有任何言语。

    张鹏却是没想到在秦朝捡钱也有这么大的风险，顿时出了冷汗。在后世时，他几次拾金都是自己昧下花了。送给警察？开什么玩笑。

    可是如今到了秦朝，他心中不住警告自己，千万别捡钱，不然脚丫子就保不住了。

    其实，秦国能在统一后很快就进入天下大治，和“重刑”的国策是分不开的。一般我们提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儒家宣传中圣王在世时的社会状态，后来历朝历代都把其当作是执政的标杆。

    可秦朝却恰恰相反，它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和劝人向善的德政无关，靠的全都是严格的律法。

    法家认为，君主治理社会别无选择，唯一有效的工具是以赏罚为二柄的法律，这是人性所决定的：“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

    法家特别强调，要使法律中的罚真正成为控制犯罪的有效手段，必须实行重刑，而不能用轻刑，所谓“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何谓重刑?“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

    可见，重刑就是轻罪重罚。法家认为，如果实行轻刑，不仅不能制止犯罪，还会滋长犯罪，即“以刑致刑”；只有实行重刑，才能真正制止犯罪，即“以刑去刑”。轻刑和重刑之所以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效果，也是为人性所决定的。

    人性总是“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所以如果人犯小罪而蒙受重罚，人们经过权衡，发现犯罪之利抵不上所受之罚，这样就不愿去犯罪。相反，人犯大罪而蒙受轻罚，人们通过比较，犯罪之利大于所受之罚，人们就会为了获利而犯罪。

    法家的重刑主义有一系列的要求，其中不仅要重罚小的过失，甚至主张“刑用于将过”，即当人们仅有犯罪动机而未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就对其处罚。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到狱掾平口中所说的“禁奸于未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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