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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可望有自立之心，李定国是知道的，当初四兄弟一起主持西营军务，孙可望便自称国主了，如今在西南，朱明官员都以国主称之，但是为了抗清大业，四兄弟最终商议还是共扶朱明，以免引发西南正统之争，让满清有机可趁，可如今孙可望怎么在生这种有违大局的野心呢，实在不合时宜。

    李定国不知道的，孙可望抗清复明是假，谋求篡位是真，以往的四将军中艾能奇已经战死，孙可望希望压服李定国和刘文秀，以让其支持他自立为帝，可惜这二人深明大义，就是不从，孙可望投鼠忌器，不敢再提，但李定国先是两蹶名王，继而又获得两广藩地，刘文秀也出滇相助，已经全然不受他的控制，而且，李定国二人的成功对孙可望在西营控制力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孙可望能成为西营盟主，先是靠其为张献忠长子身份，继而靠其治政经营能力，然而这些都掩盖不住其战功不如李定国。

    治政能力再好，云贵两省也不如广东半省，李定国接连取胜，已拥有富庶藩地和强力盟友，西营诸将早晚会投其麾下，孙可望正是知道这一点，只得行险，趁西营未散，大军仍在，抢先称帝，拉拢西营一脉。

    安龙的永历小朝廷正是知道这一点，才是求救于李定国，如果孙可望称帝，那第一个死的就是永历，虽然去晋王那里也是被困，但总归比死好。

    两广会战之后，永历就开始筹划向李定国求援，实际上，对于李定国与合众国过从甚密的情况，天子也是知道的，但永历别无选择，郑成功虽然比李定国可靠，但远在东南，根本不能勤王，而琼、晋二藩中，还是定国更值得信重。

    毋庸置疑的是，孙可望从一开始就图谋篡位，自立为帝，阻止他的除了危局便是李定国和刘文秀二人，孙可望从一开始就自称监国秦王，来往官文启本都以国主称之，其在贵阳建立六部，行政自专，顶多使用永历某年这等纪年方式，实际早已自成一国。

    等到李定国与刘文秀事实上与合众国结盟，而满清又因为两广新败而无力大举进攻西南，孙可望自认为称帝时机已到，此后再难有如此良机，因此其更是指使亲信拥戴自己登基，其麾下的兵部尚书甚至倡言：明运已终，事不可为。而朝内编修方于宣已经为孙可望“定天子卤薄，定朝仪，言帝星明于井度”，直接尚书劝进。

    安龙永历朝廷之中也是如此，太监庞天寿与锦衣卫马吉翔认定天下大势已归秦王，二人需要早早接纳，以为异日志地，二人还与安龙的提塘官张应科结拜为兄弟，并且告知张应科“秦王功德隆盛，天下钦仰，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为，我辈意欲劝永历禅位于秦王”。马吉翔二人已经为改换门庭做准备。

    听了吴贞毓的话，李定国大怒，一拳砸在桌子上喝道：“真是狼子野心之徒，此番抗清大业刚有好转，孙可望便倒行逆施，还有那马吉翔，真奸贼也，本王非得把他斩成肉泥不可！”

    说着竟然是要拔刀起行，吴贞毓连忙用身体挡住，说道：“殿下三思，若此番杀了马吉翔，岂不是与孙可望撕破脸，西南登时大乱呀！”

    李定国不是为孙可望想要称帝发怒，而是认为他选的这个时机不对，如今民族为难，正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时候，这个时候称帝，必然引发内乱，直接导致好不容易得到的抗清优势局面丧失。

    但这二人不知道的是，孙可望其实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其让方于宣策划禅受之事，已经“定仪制，立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做，而右则为孙可望祖父。”已经定下国号为后明，在旬月之前，孙可望亲率军队前往昆明，准备登基称帝，然一路连降暴雨，不能成行，孙可望骇然以为上天不许，后合众国遣使而来，孙可望以为行迹败露，连忙返回贵州，这才避免了黄袍加身的闹剧。

    （真实历史是，孙可望赶到了昆明，登基的那天暴雨倾盆，没法举行典礼，而李定国与刘文秀阻碍，才没有真的登基）

    “嘿，只得暂时饶了那个狗东西！”李定国怒道，把佩刀仍在一边，坐在椅上，心中郁闷，久久不言，只是叹息。

    吴贞毓小心问：“殿下有保皇之心，不如发兵安龙，抢先救出天子，安置广州或肇庆，到时便是可望造反，也能止损于贵州呀。”

    李定国哪里不明白这个道理，永历天子的能力暂且不谈，只要他存在一日，散落天下的抗清武装便是一条心，若永历死去，特别是全家被诛，那散落天下的宗室，不知道几人称帝，几人监国，到时，联盟天下豪杰，共抗满清的计划彻底终结。李定国想了又想，说道：“此事还是要与东番元首相商，才是必胜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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