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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本身就是此消彼长的战略游戏，只要我们继续现有的道路就会不断取胜，定国，你也莫要太在意士绅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为恐怖的力量，那就是老百姓，我们失去的是士绅，得到的却是百姓支持，这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李明勋微笑宽慰李定国。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蜀藩与云南本地士绅的冲突越来越多，往往因为开矿、练兵等缘由，蜀藩会大肆征买士绅的土地和产业，给出的价格极低，士绅们根本就是走投无路，只得被动接受，而态度大为转变的就是新近加入蜀藩的那些南明将领，与士绅狼狈为奸是甲申国难之后他们的生存模式，当忽然发现，可以直接大肆宰杀这些肥羊而不用付出多少代价的时候，这些将领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彻底与蜀藩融合在一起，而刘文秀这个人做事公正，对嫡系和后来者一视同仁，蜀藩在云南的利益越来越大，实力也增长的很快。

    而在云南士绅仍然是云南土地最大拥有者的情况下，蜀藩的藩下人只得大量投资采矿、贸易等活动，实际上成为了云南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而这些力量天然与掌握土地的士绅对抗，所以在云南境内也是最亲近合众国的。

    随着云南士绅和当朝文官的利益受损，其更多的把希望寄托于近在咫尺的秦藩孙可望的身上，这群在西营时代被孙可望压制和剥削的士绅们发现，相对于阴损刻薄的马吉翔和凶猛如虎的蜀藩，孙可望简直可爱的像是一只小猫咪，所以来往于云贵之间的密信越拉越多，而在贵阳城中，孙可望收到越来越多的信件，简短的书信之中，云南士绅官员对于孙可望的期待如同黄河之水连绵不绝，而被视为云南士绅大救星，民心所向的孙可望越来越感觉自己胜算在望。

    时间的车轮碾过了纷争不断的永历十年，进入了永历十一年，也正是在这一年初，孙可望在贵阳大封勋臣，其按照谋士方于宣所建议“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臣请国主早正大好，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矣。”孙可望终究还不是疯子，定国救驾之事已经让他知道自己过早的篡位不利于统帅人心，因此之事封王拜爵，没有正大号，但在私底下，他已经与诸将商定，待攻入滇京，消灭永历政权，则正式登基称帝，恩赐诸将万世基业。

    按照孙可望的计划，他将在永历十一年八月，率领大军南下征伐云南，这个时候贵州及湖南秋收已过，可以集结屯田之兵马，又能更好的筹备粮草，积蓄更多的力量，而对于战争的结果，孙可望显的非常自信，他认为，蜀藩刚立，人心不稳，晋藩琼藩需大部分兵马驻守两广，抽调不及，而合众国并无大规模介入这次战争的迹象，一直在滇中兵马不足三千人，根本不足为虑，孙可望甚至命人‘预制枷锁三百副，向麾下部将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问罪’。

    有白文选在孙可望军中，类似言论和军事策略自然不会有用，待刚进入永历十一年，盟军就已经预备对孙可望的战争，而按照计划是三月进军贵州，平定秦藩叛逆。

    盟军提前动手的原因除了打破孙可望利用秋收急需粮草的计划，最重要的还是考量来自满清的威胁，三月出兵，待满清反应过来，组织兵马来袭便是夏季，暑热天气，满清往往不会进行大战，在刚入关的几年，满洲八旗往往发动秋冬攻势，夏季回北京避暑（除了休整，便是躲避南方湿热天气），而到了这顺治十四年，满清入关十几年的光景，曾经的满洲劲旅已经成了‘四九城爷们儿’，更是不愿意夏季出战了，只要满清方面不趁机全线开打，那么在两广的威胁就降低，使得盟军可以单独应对孙可望。

    而未免满清提前做准备，李明勋授权北洋战区的陆军部队大规模增援青岛要塞，在那里形成一个超过五万人的重兵集团，有这样一支重兵集团在，满清就没有办法调遣北方兵马南下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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