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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河工程和西津移民的高潮时，苏伊士地区的东方族裔规模超过了七万，现在运河开通，下一步的疏浚、扩张计划用不了那么多的工人，导致不少东方劳工回国或者前往其他地方发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苏伊士地区的东方族裔也超过了五万五千人。

    这些人中，至少四万两千人分布在苏伊士港，中途市有接近一万，其余分布在沿途的村镇、补给站等地，塞得港最少，只有千余人，大部分还是来往的商人。

    以往这些人要么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雇佣工人，要么是来往商人和移民，定居者都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特许的东方社区内，后来，在苏伊士与中途市，帝国拥有了租界。但是规模很小，仅仅是用于生活居住，无法从事工农业生产。

    要说起来，帝国的租界政策比建国的历史还要长，帝国的第一个租界设立在广南国，从那时起就获得了治外法权。后来在印度各国、南洋各国与日本也相继获得租界，同样，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争结束后，为了给荷兰在南洋的人一条活路，帝国也给予了荷兰人在爪哇的一些有时间限制的租界。

    租界的出现，保护了帝国百姓在其他国家的权益，整体来说对帝国是有利的，但也带来了一些恶劣的影响。

    租界之所以叫租界，有两个重要的权柄，一个是治外法权，即在租界内行使的是帝国法律而非所在国的法律。这一点是必须的，毕竟那些国家要么是封建王权国家，要么索性就是未开化的部落。有些没有法律，有些法律很粗放，而且各国的法律与帝国法律相差很大，习俗差别也大。

    第二个权柄就是行政自治权，即租界内的行政事务不由所在国管理。

    这两项权柄是为了维护帝国百姓的利益，却也被一些人利用，按理来说，商人在租界内要遵守帝国的法律，但因为租界是行政自治，不受帝国政府管辖，往往结果是，租界内的人既不遵守帝国法律，也不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成为了法外之地。

    妓院、赌场、烟馆等在帝国明令禁止的产业在租界内开放无忌，还有发生了一些租界所在国无法接受的事情，比如收纳所在国的政治犯、政治异见者、重大刑事犯人、叛国者，甚至随意给予所在国的商人庇护和税收特权，侵害所在国的重大利益。

    已经有不少国家对租界这一形式表达了不满，其中反抗最激烈的就是日本。在日本内战期间，德川幕府取得了优势，顺势把其控制下的江户、大阪等地的租界取缔，抓捕了四百多人的非法外国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商人，后来帝国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后把这些人赎回来了，但无论幕府提供的资料还是外交部提供的报告，都是触目惊心的，以至于皇帝在国务会议上直接表示：资本家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优良品德败坏殆尽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租界会因此改良，其关键就在于行政自治权上，帝国政府不可能管理租界，否则租界岂不是成为了帝国的领土？任何国家都不能接受别的国家在自己领土上指手画脚。

    行政自治权就是租界的内部管理，因为租界都是位于港口，所以会有一个市政管理机构，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机构，市政、税务、警务、交通、卫生、教育等等，只要是政府的职责，统统具备。

    同时连议会甚至法院的只能都具备。而租界的管理机构一般是选举或推举而成，有钱的资本家很容易得到实权，把租界搞的乌烟瘴气。

    苏伊士地区，帝国在苏伊士港和中途市都有一块租界，而奥斯曼人现在已经注意到了租界，并对这种行为持谨慎态度，而帝国一方却要尽可能的扩大租界，毕竟运河已经开通了，往来贸易兴盛，不仅需要更大的区域用作居民区和仓储区，还要在本地开办工厂进行商业活动。

    这就是矛盾所在了，一方面，奥斯曼帝国要收紧租界政策，另一方面，帝国要扩大租界。

    针对租界问题，两国早在埃及内战时期就已经开始讨论，只不过那个时候，驻军权更为重要，所以租界问题一直被搁置。

    “目前的关键在于，西奈的帕夏是阿马尔，他在帝国留学，又代表奥斯曼出访过，他对租界的态度非常强硬。”赵铭德也是有些无奈。

    类似于租界这类体制，并非帝国所独创的，在欧洲也有不少类似的地方，比如波兰就有几个独立的自治城市，在莫斯科旁边也有外国人村等等，但规模都比较小，或者与外族无干涉。而阿马尔作为一个奥斯曼人，对帝国的历史和政治了解很多，他知道租界的本质是什么，也认识到，租界是对奥斯曼主权的践踏。

    可阿马尔也无法取缔在苏伊士地区的两个租界，原因很简单，这两个租界虽然小，但为奥斯曼帝国贡献了不菲的税收，而且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运作仰赖于租界提供支持，阿马尔也不会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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