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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君威让儿子不是去帮忙，而是去历练一下，因为这次两个儿子随驾西行，李君威就发现自己这个二儿子有个毛病，那就是太随和，随和到完全没有架子，也不没有什么威严。

    这实在是不好，毕竟是皇室子弟，哪怕未来不当皇帝，但凡有所成就，就要有一定的仪态。

    而李君威发现，二儿子不太在乎这些，脸皮厚，也不嫌丢人。但也不是完全不嫌丢人，他是不嫌丢自己的人，但会怕丢了皇室的人。那这就好办了，什么地方最需要端出仪态，什么地方要谨小慎微，时时刻刻防止丢人，可不就是外交场合嘛，那要是丢人，就是丢国家的人。

    李昭承以为，这一次帝国驻扎广南大使白乐出面进行的调停，应该是在领事馆的大办公室准备一场会议，双方分列两边，竖起自己的国旗，然后在白乐的主持下进行陈述。

    陈述一下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合理性，控诉一下对方的错误行为，在双方深入友好的交谈之后，由白乐出面，先各打五十大板，然后一个巴掌一个甜枣的，把这件事了结。

    但事实完全就不是这样，所谓的调停很简单，广南国派来了右丞相和礼部主官，日本一方是萨摩藩驻广南使节和日本在南洋商人联合会长出席。四个人到了之后，白乐一点也不客气，直接在办公室里斥责起来，就连楼上楼下都听的到。

    各打五十大板确实如此，骂完广南国贿赂帝国官员，又骂日本人惊扰裕王座驾，李昭承就坐在一边，忍受着身上这礼服带来的汗流浃背，按照白乐给的剧本，只是扔下一句话。

    “如果解决不了，就去申京进行纺织品配额的磋商吧。”

    这是一个又响亮又疼到骨髓的巴掌，有这么一个巴掌，连甜枣都不用给，双方就都服了，表示互不追究，重新进行友好磋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真的担心纺织品配额磋商会议被定到申京去，如果是那样的话，双方都落不得好处。这次磋商会议能定在广南国都顺化，下一次定在长崎，就是两国千辛万苦争取来的。

    原因很简单，在两国磋商，区别在于这块蛋糕自己能切到多少，而如果到帝国申京磋商，这块蛋糕有没有，都是个问题。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业大国就是帝国。

    纺织品配额问题源于帝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改变。帝国三十年以前，帝国一直促进自由贸易，认为这样对各国都是平等的，而且也是有利的，但问题在于，政策宣传了这么些年，根本没有国家跟随。

    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面对帝国的工业化产品，都主动或被迫的紧锁国门，或者用关税等手段控制贸易。而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海外殖民地更是排他性的经济区。

    因此，自由贸易逐渐转向了对等贸易，即双方进行对等的限制和开放，帝国的要求就在于，绝不能允许帝国对欧洲国家贸易逆差。

    但在东方，帝国普遍对藩属国贸易顺差，导致各国普遍贵金属外流，引发了很多问题。而藩属国对帝国原本政治上就不对等，经济上怎么也无法对等，因此在对藩属国贸易政策上，帝国会进行有意的倾斜，并且通过贸易谈判，逐渐解决各国对帝国的贸易限制。

    对等贸易仍然存在，但纠结的不再是贸易额，而是贸易权限。

    比如日本，在日本长期以来，大米是硬通货，给武士、军队发薪水都用大米，但日本被迫开国之后，南洋廉价的大米进入日本，直接摧毁了日本大米的价值，迫使日本建立了更先进的货币体系。

    也因为如此，日本实行限制海外大米进入日本的各项政策，甚至有一段时间宣称，南洋的大米都是从烟瘴土地里种植出来的，是有毒的，女人吃了不能生孩子。

    除了限制大米进口数量，日本还长期实行海外大米官售制度，完全垄断外国粮食在日本的销售，这极大伤害了帝国粮食商人的利益。若只是大米还好，毕竟帝国不是大米的主要出口国，爪哇、暹罗、安南才是，但帝国是大豆、玉米、高粱等杂粮、饲料的主要出口国，帝国北海三省和内疆区几个绥靖区比较依赖日本这块市场。

    为了解除这种限制，帝国以利换利，提出了纺织品配额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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