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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协议，既有帝国与普鲁士的军事合作，在这一门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意。以往都是普鲁士直接采购帝国的军事装备，而这一次，不仅有帝国向普鲁士授权生产，转移专利，还有合作生产，而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对新式火炮的研发工作，是由两国共同推动的，这意味着，两国的军事合作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两国直接的军事合作是可以摆在明面上的，此外还有一些合作则是比较隐晦，甚至直接处于机密范畴。有几项协议是李昭誉与军事情报局、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们直接与普鲁士陆军部甚至普鲁士政府直接签署的，外交部被排除在外。

    这些协议多涉及到第三国，比如帝国在北非支持阿拉伯部落武装对英法荷殖民者的进攻，其中军队培训就是由普鲁士陆军提供的，而两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也有一定的合作。

    这是李昭誉此行普鲁士的最大收获，基于两国的关系和世界形势，虽然在谈判中锱铢必较，却因为强烈的合作意愿，因而得以顺利的推行。帝国希望在世界事务，尤其是涉及欧洲的事务中多一个强力盟友，而霍亨索伦家族更愿意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其已经是欧洲大国的基础上，继续追求世界大国的地位。

    在结束的谈判之中，李昭誉坐船前往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斯德哥尔摩，李昭誉这位以亲王身份访问瑞典的外交官得到了最高规格的待遇，卡尔国王显然对李昭誉的到来很是兴奋。

    大北方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唯一受伤的就是波兰与立陶宛联邦，其领土被普鲁士、乌克兰和瑞典三国瓜分了相当多的一部分。普鲁士与乌克兰两国是纯粹占便宜的两个国家，而俄国与瑞典则是既占了便宜，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俄国获得了宝贵的波罗的海出海口，但在南俄大草原方向，发生了乌克兰联邦独立事件，部分原本属于俄国实际控制的土地，和一些原本属于俄国势力范围的土地被乌克兰联邦吞并，两国到现在也因为边境线并未确立，而剑拔弩张。

    谁也说不清楚俄国是吃亏了还是占了便宜。拥有波罗的海出海口是俄国几百年的梦想，让俄国有了自由呼吸的通道，但问题就在于，俄国是一个高纬度国家，在失去了黑海北岸的大半黑土地后，尤其是丢掉了顿巴斯一带的矿区之后，俄国已经很难成为一个强国。

    而瑞典的情况与俄国也大同小异，瑞典保住了波罗的海南岸的立窝尼亚地区，并且从波兰割让了部分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人口密集之地，相比苦寒的瑞典本土和芬兰地区，已经是极为富庶了。而瑞典在大北方战争中，领土面积整体上是扩张的。

    可问题在于，瑞典失去了英格利亚地区，波罗的海南北两岸的土地被俄国新建立的首都圣彼得堡隔绝开。俄国借势成为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让瑞典在陆地面对压力的同时，也多了海洋方面的威胁。

    幸运的是，瑞典在大北方战争之中获得了普鲁士这个坚定的盟友。双方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合作，在经贸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原本李昭誉以为这次瑞典之行，是他与卡尔国王的友谊双人舞，却是没有想到，普鲁士国王横插一刀，成为了第三者。

    至少李昭誉没有想到，在普鲁士国内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时，普鲁士国王会选择离开柏林，把内政事务全权交由刚刚参加完国联会议归国的王储来处理。

    但李昭誉这般以为，其实是基于国内的政治环境导致的。在帝国的政治环境中，内政的重要性从不弱于外交，甚至要高的多。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帝国的外交战略一直是裕王负责的，而帝国的内政不仅是皇帝陛下担纲，还有诸多亲王、高官参与，而代表帝国平民的帝国议院，则不被允许直接参与外交事务，因此使得内政更加更要。

    而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帝国内政中，任何一次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活动都是让各级官员最头疼的，哪怕只是一个意外导致的群体事件都是如此。因为这样的活动，地方完全没有主导权，安全局肯定会介入，各地驻军也会要告知，意味着一定会上达天听。

    但在欧洲，尤其是普鲁士这样刚刚从封建王权制度下走出的国家来说，所谓民间政治活动根本就不值一提，区别只是是否杀人，需要杀多人而已。所以威廉国王给了儿子全权主导，如果威廉王储可以顺利解决，则意味着他拥有超凡的政治手腕，如果最终演变为镇压，那这位王储一定会普鲁士的上流社会积攒更多的威望。

    相对来说，威廉国王更重视国际声望，因此他坐上了李昭誉的船，一起抵达了斯德哥尔摩。

    在普鲁士的时候，李昭誉住进了帝国的大使馆，只是有几天会在威廉王储的城外别墅商事，晚了就驻在那里。但到了斯德哥摩尔，李昭誉一开始就没有住进大使馆，而是遵循卡尔国王的招待，住进了斯德哥尔摩南郊，一处可以看到波罗的海古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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