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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始至终，东林党都不愿意打仗，他们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供他们肆意享受权利的大明，而不是连连打仗，局势失去他们控制的大明，正好自万历三大征后，大明国库枯竭，正好符合他们休养生息，谋求稳定的策略，因此，在明廷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东林党后来掌权，一直都是主和派，打着招安为主，剿灭为次的策略，无论是面对建奴，还是流贼，都是如此，所以对于当时援朝之时的主和派，东林党一直是抱之同情的。

    这一点，从当时为了主和，刻意欺瞒明廷的沈惟敬身上便可看出，因为钱谦益在他后来所做的《东征二士录》与萧应宫的墓志铭中，均表达过对沈惟敬的同情。

    《东征二士录》是钱谦益为冯仲缨与金相所做的传。

    此二人在壬辰战争期间曾经受命于宋应昌与加藤清正谈判，在碧蹄之战后回到明朝。

    冯仲缨最后在北京读书卖药终老，而金相则在叙功时遭到官员勒索，不得奖赏，最后终老于北京。

    钱谦益在表达对此二人的同情时，又谴责了明军在朝鲜战场作战不力。在谈到沈惟敬议和时，钱谦益则说：“事垂成而败，石司马与惟敬皆论死。”

    字里行间，钱谦益都流露出对议和失败的遗憾。

    而在萧应宫的墓志铭中，钱谦益更直接表达了对沈惟敬的同情与赞同，大有沈惟敬之死为枉死之感。

    钱谦益不仅同情沈惟敬，更认为沈惟敬对于结束战争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钱谦益看来，沈惟敬之死，是因为其议和作用太大，主战诸将怕功劳被抢去，于是构陷沈惟敬，望其速死以邀功，掩盖自己作战不力的事实。

    钱谦益对于沈惟敬多有溢美之辞，而且这种赞扬与同情，都是建立在虚假史料上面的。

    在《东征二士录》中，钱谦益对平壤大捷的记载，多有不实之语，认为李如松攻下只是一座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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