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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杨院长画下了一张空前大饼之后，如同焕发了第二春老教授立刻着手安排科考队的事情去了。

    离开了院长办公室，陈峥便陷入了沉思之中。

    Crispr/cas9技术，如果不是杨院长今天突然提起，陈峥甚至险些忘记，在自己安享利用低端的生物发酵产业于赚取第一桶金的快感中时，西方世界已经在生物技术上默默前行了。

    事实上，即便在十多年以后，国内学界与国际顶尖理论间的差距，也并没有缩小多少。否则，也不会许下重利，想方设法将陈峥这一批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学者弄回国了。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

    如果说其他学科的产业结构，是一座金字塔的话。那么生物技术的产业结构形态，则更像是一颗图钉。生物学的尖端技术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大量的物资和理论基础来支撑。这种不成比例的畸形结构，也是造成国家在生物领域难以迫近国际尖端领域的主要原因。

    就以Crispr/cas9技术为例。在基因编辑技术真正诞生之前，也就是2010年之前，生物学界想要对某一种基因进行修改编辑，只能使用限制性内切酶来进行。而这种物质中的“限制性”三个字，已经说明了它的局限。

    限制性内切酶就如同一把固定的钥匙，没把钥匙只能打开固定的锁。而真正上能够实用化、商品化的限制性内切酶，也不过两三百种而已。所以，如果你想要修改的基因片段上恰好没有合适的“锁孔”，那么编辑这段基因的困难将会直线上升。

    而限制性内切酶的价格，即便在已经大幅降价的后市，也是十分昂贵的。以非常常用的HindIII限制性内切酶为例，1ml浓度为50k的HindIII，售价就达到了2000元人民币以上。而50kU的HindIII能干什么呢？通常来说，只能用于2-3次的DNA酶切操作而已。

    而获得一个完美切割位点的DNA，往往需要的是数十次甚至上百次的酶切、整合、扩增、培养和表达。而一个完整的基因组，也绝不可能只用一种限制性内切酶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到最后，得到的新基因究竟能不能达到预想中的能力，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后世那部火遍全国的电影《药神》之中，观众只看到了诺华集团一瓶“格列卫”超过30000元的售价，却根本看不到诺华集团在单克隆抗体研发过程中，付出的数以10亿美元计的研发成本，和近十年的时间成本。

    而Crispr/cas9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毕竟这种基编辑蛋白，是一把可以编程的“钥匙”。人们不必要再在繁杂而令人头晕的基因序列中寻找合适的锁孔和钥匙，而只需找准自己需要的切割位点，然后去定制Cas9蛋白的公司订购一把完全契合的钥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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