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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争问道：“你的意思是说，朝廷固定了各省的最高征税额度，而使得朝廷岁入也成了固定？”

    “对，伯爷睿智。也就是说，不管后来人口增加，还是新开垦的土地，都无法进入朝廷每年的赋税额度。对于朝廷而言，一万万人口与二万万人口的赋税，相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可人口的大幅增加和新开垦土地，近百年中，难道就没有人上报朝廷？”

    “伯爷问到了点子上。宣德年间，湖广、江西、浙江等地的地主们，对朝廷附加在他们田赋之上的额外费用十分不满，于是有意拖欠税粮，以至于逋赋之数已经超过了当地三年的全部税收。为此，宣德帝做了让步，下旨全面减免这些地区的税粮，免税达三百多万石。然而这一缺额并没有加征于其他省份，从此之后，每年朝廷岁入的最高额，就一直保持在二千七百万石上下。”

    “原来如此。你的意思是说，从洪武帝确立了赋税总额之后，朝廷对此后的赋税只有减少没有增加？”

    “正是此理，对于耕地，地方官员在给朝廷上奏中，都只是想恢复地亩原额作为现在的呈报额，新增地亩很少上报。这样做的结果是赋税与实际耕地数脱离。自古以来，赋税定额前所未有，不管唐、宋哪朝，也从来没有象我朝这样僵硬、死板地执行这一赋税政策。”

    “说到人口，各地新增长的丁口需要成长的时间，很难直接有助于赋税的增加，而过剩的人口往往成为流动人口，更难对他们征税。即使对这些人口进行登记和评定，当地官府也不愿意如实上报，因为担心上报的人口增加数，会促使朝廷重新调整当地每年的赋税定额，从此增加当地需征赋税额度。他们最多是重新调整人均税收负担，由于纳税户的增加，每户的税负减少，这样就使得税收容易征集，同时当地衙门官员也获得了仁爱的名声，并对日后他们的考评起到好的作用。”

    吴争大概已经听懂了，虽然对莫执念说赋税失控致使大明灭亡的说法半信半疑，但对于莫执念的博学强记，有了新的认识。

    看来，这个所谓的杭州富商，应该不只是富商那么简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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