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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4家行商分别是泰和行、裕源行、义丰行和广顺行，其中泰和行颜时瑛欠债最多，达135.4万元；裕源行张天球欠达43.8万元，最后，颜时瑛和张天球迅速被官府宣布抄家，本人也被流放伊犁。

    其实4家共欠外债只有380万元，他们借贷本金只有107万，利滚利翻出3倍多。但这算不上东印度公司欺负他们，实际上是按照行市向他们放贷的，之所以利息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中国商业文化一直不够发达，在官府行政权力的高度挤压下，民间没有形成完善的金融体系，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某项产业越是发达，产品就越是廉价，中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借贷人获取资金的成本自然也就越高，市场行情一般利率都高达20%到40%之间，这在西方已经是很高的高利贷了。

    这件事之所以闹大，主要还是政治介入的原因，因为不管是107万银元，还是380万银元，虽然数目很大，但也不至于说整个十三行赔不起，十三行实行的是联保制度，行商向洋人作保，交易才能进行，总商又向行商作保，最后实在还不起，还有总商进行保底。

    问题是这件事闹到了官府层面，还一级级上报，连乾隆都知道了。这就麻烦了，乾隆皇帝很不高兴，马上下令严办，直接让刑部参与办案，最后将两家欠债最多的行商流放到了新疆。至于欠的钱怎么办，乾隆大笔一挥，不就是钱吗，还，还要双倍还，欠380万元，还760万。直接让粤海关从关余中拨付，然后分十年让行商们归还海关。

    有人将这件事归因于乾隆的傲慢自大，当然有这个道理，可一般很少有人去追寻乾隆真实的想法。其实乾隆对此是发过一封上谕的，上谕中道“且朕此番处置，非止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受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戄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所关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

    乾隆很明确的表示，双倍赔付目的是让夷人不敢藐视中国，因为历史上往往是夷人藐视中国“则藐忽而虐侮之”，乾隆的政治目的，是继续震慑洋人，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强大国力，依然是用政治的额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的。

    后来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的时候，英国政府特别交代过马嘎尔尼，让他不要在乾隆面前提及东印度公司跟十三行商人之间的商业纠纷，以免触怒乾隆，谁知道乾隆却得意洋洋的在马嘎尔尼面前提起这些事，因为在马嘎尔尼看来，那些商业纠纷是让人不快的，可乾隆却认为他的双倍赔付是照顾了洋人，给了对方恩惠。

    1780年四行商破产之后，广州官府跟当时的总商潘振承商议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成立了公行佣金，从十三行行商利润中抽取百分之十，加上从每笔贸易中抽取百分之三单独放在一个户头作为公积金，以应对这种破产之类的事件。

    可是完善的金融业没有诞生出来，商人又始终有借钱的动机，难免就会被高利贷一次次缠身，终于在广州围城，行商们再一次大出血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资金链断裂，又一次步入破产的边缘。

    许多人进行了自救，比如总商蔡世文等，他们加大了贸易量，拼命想做更多的业务，来弥补损失，魏连理成立的连利行是一个很好的贸易对象，现金充沛从不拖欠，而且为了抢货源，还愿意提前支付定金。

    但他们这次亏欠太多了，不是一次贸易能够缓过来的，所有行商中，除了潘家之外，基本上都资不抵债。

    此时新任海关监督上任，他不但不想帮着行商度过这个难关，还想着捞一笔呢。能当上海关监督的权贵，除了身份地位显赫，门路广之外，也得花费很多钱来打点，海关监督属于内务府直接管理，内务府和户部两个部门这些年都是一个人在管，那就是和珅，想从和珅手里讨到海关监督这种肥差，不出一笔血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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