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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对比，尽管表面看起来，中国的法律体系跟法国的大陆法体系更像，因为都是由专业人士制定的。可实际上，可能跟英国体系更像，因为《大清律例》中，不仅包含律法，还包含大量的判例，属于判例法范畴。

    而且周琅总认为英国的司法程序可操作性更强，需要的专业人士更少，美国的各级法院中，除了联邦法院之外，大量的地方法院的法官，甚至都不是学法律出身的，专业性很差。

    之所以不专业的法官也能主持程序，因为在英国司法制度中，法官的作用要小很多，法官并不是法庭上决定性的人物，陪审员才是。而陪审员更过分，甚至尽量避免让法律人士担任陪审员，优先挑选普通人。

    相比罗马法（大陆法系），专业性不够，但更贴近民众，是用最普通的人的角度来看到司法的。

    周琅觉得这很人性，而且远离足够简单直接。

    两个人打官司，随即在本地纳税人中抽取陪审员，让这些陌生人来决定对错，这种模式说白了，不就是街头俩人争执不下，总希望围观看热闹的人赞成他们的观点吗，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毁家灭族的大仇，由公众平叛，往往更得人心。

    也有人批评这一套制度的专业性不强，甚至美国也在慢慢改变这一套制度，从地方法院到联邦法院，越是层级高，专业性越强，甚至在很多专业领域，已经不再使用陪审团制度。

    但在这个法律专业人士极其紧缺的时代，周琅反倒觉得这是一种优势。法官不再是裁决者，仅仅是会议的主持人，而法庭则是议会。

    斯佩兰斯基是一个十分合格的法律专家，周琅已经确认了他的专业能力。

    历史上斯佩兰斯基改革失败之后，流放了几年之后，沙皇招他回去编制了《全俄罗斯法典》，之后任命他做了西伯利亚总督。他在总督任上，开始对沙俄吞并的哈萨克草原进行改革，通过搜集哈萨克的习惯法、判例，并根据俄国的统治需要作某些补充，制定出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

    此人不但具有在自己熟悉的俄国编制法律的能力，也有在陌生国家编制法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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