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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适应这各方面的需要，于是打破旧例，在原有的三高官官之外，又增加了不少各种名号的宰相，比如参预朝政，参加政事等。

    如此，随着宰相数量的不多增加，采取集议制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李世民广任贤良，高居深视，他对朝堂的驾驭能力比较自信，于是也敢于搞出了宰相众多的群相议政制度。

    虽然群相制度，其实最初是为了调和各派系不得已而为之，但另一方面也确实表明了李世民高超的驾驭能力。

    于是朝廷的中枢便从尚书省移到了门下省，李世民为了分散宰相们过于庞大的权力，便大力提高门下省的地位，充分利用其审议职能，借以均衡三省的权力分配，以达成均势，让宰相之间互相牵制，尤其是改变高祖时以尚书省一省独大的局面。

    随着知门下省事名号的出现，宰相实权也开始逐渐从左右仆射手中，流向较低品阶的职事官员。

    政事堂最初设立的初衷还是减少三省的摩擦，协调其间的关系，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中书和门下二省的纠缠不休，于是便将二省合在一起议事，故政事堂又称门下中书。

    在太宗晚年，政事堂多少带有一些议政、审议甚至是执行集中性质与混杂的色彩，李世民时的政事堂，还并没有形成宰相集议超然的专职议政性质，与行政并未分开。

    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衔的出现，让政事堂里的宰相不再只是三高官官，这个时候，那些经验丰富的老臣也能当个顾问，继续发挥余热。一些低阶的官员，也一样有机会拜相入堂。

    这为皇帝平衡宰相之权，大开方便之门。

    李治初继位，以国舅、顾命元老长孙无忌主持朝政，而当时长孙无忌以中书令知三省事，这也使得中书省的地位开始提高，虽然此后长孙无忌改任为侍中，但时间很短，李绩继任中书门下后，他在宰相之中资格最高，威望最高，于是李治进一步的下旨把政事堂移到中书省，于是门下中书改为中书门下。

    都说明依照制度，皇帝的诏书必须经过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方能生效。不但如此，李治还取消了尚书仆射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衔，实际的让尚书仆射不得干预政事堂会议，尚书高官官便退出了政事堂，尚书省也成为了专门的执行机关。

    而中书门下群相，也形成了专门的议政机构，是决策军国事务的最高国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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