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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郑芝龙却陷入了沉思，并没想清楚该不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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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启二年六七月开始，大明各地都逐渐感受到了改变。

    只不过，有的人感觉不太明显，有的人感觉严重而已。

    开放海禁、奉书插旗对于海商来说，触动极大，或主动或被动地要参与到这重新洗牌的过程中；

    清屯充饷、赐地归官，则让很多卫所军户、普通农户有了可耕之地，有了生活下去的希望；

    武学轮训、新军编练，影响着从北到南的官兵，也改变着明军的组成和作战方式；

    从中央到地方，官员的罢黜贬谪请辞，也以惊人的速度和数量，震动着大明政坛。

    但明白人都知道，这可能只是个开始，以后还会有更大更多的政策措施。

    事实上，陕西、河南、山西，以及北直隶，正发生着更大的变化，或者可以当作其它地方的预演。

    望着城门上挂着的首级，榆林卫千户赵怀礼用力咽了口唾沫，低头催马，进入城内。

    朝廷三月的宽限时间已过，可谁也没想到严惩就是砍头示众。

    挂在城门上的首级是榆林管屯官的，他“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盘踞自如，凡应纳屯粮，不纳子粒……”

    也就是说，这位管屯官应该是存着侥幸心理，以为时间很长，侵占的屯田已变为私产，应该不会被查出来。

    但他和一些人想错了，期限刚到，在巡抚左光斗召开的会议上，他们就被兵丁拿下。锦衣卫宣读圣旨，即刻推出斩首，一点也不拖沓。

    紧接着又传来消息，秦王朱存枢因侵占军屯，被皇帝下旨重处，已被东厂番子押解入京。

    如果管屯官的脑袋分量不够，那就再加上一个藩王。朝廷的严惩不贷，就这样突然而犀利地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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