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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围绕着圣上的心思，江南商会众人已经进行了数天的研究讨论，连年都没过好。

    “三十税一虽是太祖所定，但圣上似有意更改。加征是肯定的，只是不知道要加到多少？”

    “这正是为难之处。说多了，日后恐怕亏本；说少了，龙颜不悦，后果严重。”

    唐默放下茶杯，稍显无奈地说道：“只说加征，不说具体数额，待圣上最后决定也就是了。”

    众人面面相觑，都苦笑点头，表示可以先这么糊弄。

    其实，加征是肯定的，但朱由校还真不会加征太多。因为，明朝中后期的商税收得太少，跟三十税一的关系并不象想的那么大。

    该征的不征，偷税漏税严重，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与士绅地主隐漏钱粮，升斗小民承受重负是差不多的道理。

    当然，太祖所定的商业政策也有很大问题，或者说是已时过境迁，不适合现在的社会经济情况。

    建国之初，商业活动经受战乱，很是萧条。

    所以，朱元璋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定商税‘三十税一’，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364处，使商税较元末大大简约。

    在明朝前期，这样的政策确实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已经繁荣起来，皇权（包括太监、后宫、藩王）、官权、绅权也纷纷介入，税收流失就成了大问题。

    在后世人看来，拦路收费总有那么点敲诈勒索的恶霸意味。可你看到整个大明的商税收入，以及征税关卡的数量，就会觉得太少了，都太少了。

    打个比方，在后世的省、市、县，甚至是区，都有税务局，数量有多少，反正很多很多。

    但在大明呢，早期还有四百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十七世纪早期仅存一百一十二个。

    为什么本来就少，后来就更少上加少了呢？原因也很简单，无利可图不说，还得朝廷倒贴。

    比如明隆庆二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检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四百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一百一十两。

    看吧，还设什么卡，收什么税？征收上来的银子还不够收税人员吃饭的，趁早关闭还能省点银子。

    大明很奇葩，太特么奇葩了，朱由校看到这些数据资料，越来越觉得是这样。

    收个税吧，还能越收越亏本，这也太扯了吧？

    原因何在呢，是商业不发达，还是商贾不走陆路、水路，改成航空运输了？

    当然都不是，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很发达，行商贩货的也很多，但关键却是在收税的人，以及免税的群体。

    举个最简单，或者说有些荒谬的例子。

    万历三十七年，山西汾阳县的商税是六千六百多两，相当不错的数字；而万历六年，浙江金华县的商税却不足七两，跟没收是一个样。

    抛开年代的差别，就可以看出在大明地区间的商税征收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税反而更少，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明显。

    除了征税设卡的滞后，更主要的还是官员对于征收商税的懈怠，甚至是抵触。

    正德年间的何逊在管理沙市税课使司时，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商贾的抽税；

    嘉靖朝的邵经邦接任何逊之职后，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余下的本年数月时间便启关任商贾往来。

    同样是嘉靖朝的杨乔时，榷税杭州时，令木商自署收入入进行税收评估。

    这特么的就是在史书上被大赞特赞的名臣，慷国家之慨为自己沽名钓誉，估计也没少收商贾的好处。否则，怎么会如此贴心的为商贾集团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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