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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从成化、弘治年间起，明代科举形式就变得正规起来。

    想做秀才可不容易，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道试，任何一次考试落榜都白搭。

    县试由知县做主考官，府试由知府做主考官，道试由一省提学做主考官。每次考试的规矩都不同，内容也有少许变化，道试需要考《五经》题目。

    通过府试可称“童生”，即为“进学”；通过道试可补“生员”，俗称“秀才”。

    在文章锦绣之地，仅一次府试，就可能有数千学童参加。

    嗯，以上这些，都跟王渊无关！

    由于古代行政效率低下，弘治朝确定的童子试规则，到正德年间都没有在全国铺开。

    据姜准的《歧海琐谈》记载，在弘治、正德年间，一些地方考生员都还很随意。县里把读过书的报送知府，考官随便出个上联，对出下联就能通过。或者是背诵经义，能背出来的就当生员。稍难一些的考八股，都不用把文章写完，能准确破题即为生员。

    咱宋公子当年考秀才，都没有惊动按察使（兼职副提学官）。他爹一个小土司，就能当主考官（仅限贵竹司），而且只出了一道题，那便是——写对联！

    宋公子的对联写得不错，自然就进学做童生了。

    按察使又让宋公子背课文，哇，课文背得好流利，此子真神童也，妥妥的秀才！

    出现这种情况，绝不是贵州教育落后，因为再落后也不至于此。

    说白了，腐败而已。

    成化朝以前录取生员，都是这样随性妄为，派按察御史专门巡视都挡不住。因此朝廷才开始改革，到弘治皇帝的时候，终于确定童子试规范，但贵州依旧我行我素。

    于是，席书来了！

    此前贵州的提学官远在云南，由贵州按察使兼任副提学官，等于无人管理贵州教育事务。

    朝廷派席书担任贵州专职副提学官，那是寄予厚望的，务必要在贵州落实朝廷的童子试政策。

    耗费两年时间，席书终于破局，这次亲自组织考试。

    对贵州城的学童而言，今年的县试好难啊！

    “喂，你听说没有，今年县试要考八股。”

    “真的？不是只默写经义吗？”

    “又要默写经义，又要作八股！”

    “那怎么办？我还没学过制文呢，早知道去年就来考了！”

    “别慌，听说八股文只考破题。”

    “破题我也不会啊，这玩意儿怎么破？”

    “……”

    你看，在贵州考童生多难，贵州的学童们多可怜——江南学童听了想打人。

    王渊和刘耀祖提着考箱，刚到司学门口，就听到阵阵议论声。

    刘耀祖顿时紧张起来：“王二，我也刚学作八股，这次怕是不能进学了。”

    “没事，”王渊安慰道，“今年不行，那就明年再来，反正你还没把四书吃透。”

    “嘎！”

    沉沉的司学大门被推开，一个官差踏出门槛，宣布道：“提学副使有令，今岁贵竹司、中曹司、龙里司、扎佐司、贵州卫、贵州前卫……各司学、卫学、社学、私学之学童，县试与府试合而为一，考试优异者直接进学，四月与贵州诸童生参加道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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