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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某人名下的一百亩田产量是三百石，那就缴税二十石；收成六百石，农税就是四十石。

    这种类似‘绩效’的按百分比纳税的方式，使得地方官对治下百姓的土地收成也十分关心——对地方官而言，税收，那就是政绩啊！

    收上来更多的税，就意味着治下土地的收成好，不要脸一点的地方官，也可以吹一句‘民安居乐业，暖衣饱食，无有饿殍’。

    除此之外，更高的税收，也会使得官衙的经费更加宽裕。

    ——此时，地方属衙的运营经费，并不是由中央拨款下发，而是地方自己从秋天收上来的农税扣留，将剩下的部分运到长安，上缴国库。

    至于截流标准，按照刘邦所制定的‘量入为出’，通俗来说，就是根据收入，调整政府开支。

    如果税收多，那地方官府自然可以理直气壮的多截留一些，用于第二年给官员发放福利、维护道路，乃至于开渠引水，提高粮食产量等等。

    税收少，那地方官自然没有底气多截留，第二年只能勒紧裤腰带，吃饭都不敢带油水；至于造路开渠，逢年过节给治下官吏发个红包什么的，更是想都别想。

    十五税一，大约百分之六七的税率，对封建时代而言并不算太高；但实际状况是，历史上文帝将农税税率从‘十五税一’减半，改为‘三十税一’，刘恒在百姓眼里就成在世圣人了！

    从百分之7降低到百分之3.5，看上去并不多，真的值得百姓如此感恩戴德，甚至到了武帝晚年，都还记得刘恒的好，从而愿意被猪爷一纸罪己诏收回民心？

    若是了解此时百姓的生活状况，就可以发现：刘恒所做的一切，确实值得被百姓称一句‘圣人在世’。

    开国初，刘邦给天下每一户人家，都各发了一百亩地；而如今主要作物——粟米的亩产，普遍在三石左右。

    如此算来，一户百姓劳作一年所得的收获，就是三百石粟米。

    至于支出，即便不考虑特殊状况，按照此时普遍存在的‘一夫五口治百田’的家庭组成，每家五口人计算，一年的口粮，就要用去一百二十石。

    看上去，百姓手上还剩下一百八十石；但实际状况，却并没有这么乐观。

    即便不考虑柴米油盐、穿衣用度等支出，光是粮价的浮动，就足以让百姓泪流满脸——秋收之后，田里种出来的粮食，是要卖出去的！

    而市场上顿时涌入大批粮食，自然会使得粮价暴跌；但无力储存粮食的百姓依旧只能认命，以远低于平时的价格，将粮食贱卖给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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