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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严谨的说，《许民弛山泽令》的后遗症，足足花了文、景两代皇帝的时间，才勉强给收拾干净。

    这一世刘弘面临的局面，无疑比历史上的文帝好很多。

    让关中百姓心怀不满的粮价波动，被刘弘以强制手段扭转了回来，虽然最终结果依旧触目惊心，但借着这件事，刘弘也狠狠捞了一把民望。

    刘恒不惜付出‘放任地方豪强势力、关东诸侯割据势力野蛮增长’的代价，集中全部精力对付的陈平、周勃等人，也在高庙事件之后逐渐处于下风。

    最主要的一点：刘弘根正苗红，皇位来源合理合法！

    刘弘根本不用像历史上的文帝那样，为了堵住关东诸侯的嘴，而下一局耗时二十多年的棋，沦落到最后的杀招，还要让儿子替自己下的地步。

    如此说来，摆在刘弘面前的问题，实际上就只剩一个：百姓对于农耕的不信任，以及商业利益的向往，究竟应该如何处理？

    在最初发现粮价问题时，刘弘还未看透其中的利害关系，本能的想到了在历史上证明过其可行性的《许民弛山泽令》。

    但对如今的刘弘而言，完全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无论是地方豪强势力，还是诸侯割据势力，都是刘弘未来要重点打压的群体！

    如今，刘弘既不需要在陈平、周勃等权臣面前太过于示弱，也不需要为了皇统而收买诸侯，只要做到让粮价长久稳定，问题就将得到完美解决！

    筹谋已久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再度出现在了刘弘的脑海中。

    想到这里，刘弘便向朝班左侧的田叔点了点头，旋即朗声道：“御史大夫所言，朕深以为然。”

    “吾汉家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太祖高皇帝曾明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便乃强本弱末，劝民勤耕之意。”

    “然今百姓民多有不耕之心，本末倒置，舍耕粟而逐贾利，此纲常颠覆，民风败坏之预兆也，朕甚惶恐！”

    说着，刘弘面色逐渐严肃起来：“朕广发御史于关中采风，方知民之所忧者，乃粮价起伏不定，谷贱伤农，谷贵害农。”

    “今日朔望朝，便就此事一议；诸公皆闻名天下之贤达栋梁，必可教朕以明！”

    见刘弘郑重一拜，殿内众人也是次序起身，齐身回拜：“承蒙陛下不弃，以为佐政之臣，臣等战战兢兢，不敢负陛下所望也···”

    话是这么说，但真要说能针对此事，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那就是为难这些西元前，思维被局限的满堂人杰了。

    谷贱伤农，谷贵害农；这个说法虽然是第一次出现，但类似的问题，早在战国时便已经出现，并引起诸子百家的思考了。

    粮价低了，农民收获的粮食卖不出去钱；粮价高了，农民更是可能吃不起自己种的粮食！

    实际上，这是粮价波动问题，第三次出现在汉室的廷议之中了。

    第一次，是高祖刘邦还未称帝，仍为汉王之时，楚汉对峙与荥阳，天下粮价鼎沸，米石万钱！

    掌握着秦督道粮仓的宣曲任氏趁此良机，赚下了亿万身家；而在督道外不远处的汉营，刘邦和沛县子弟、关中子弟，则都饿着肚子，对督道仓堆积如山的米粮狂咽口水。

    此事，对刘邦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楚汉争霸结束之后，刘邦就首次就粮价问题，提出了‘设定上限’的计划。

    但此事，最终却不了了之；此事的内由也成为了不解之谜。

    第二次，仍旧是在太祖一朝，刘邦发行面值十二铢的三铢钱，天下经济秩序轰然崩塌，粮价再次突破天际，涨到了四千钱一石！

    这一次，粮价问题仍旧只是被刘邦提了一嘴，曹参等开国功臣默默无闻，之后刘邦驾崩，吕后发行八铢钱而宣告结束。

    今天，刘弘再一次提出了粮价的问题，并且极为严肃的表示此事，一定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表面上看，粮价问题这一次提出，与前两次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楚汉争霸那一次，粮价问题直接导致了汉军军粮无法筹齐，最终只能反复围三缺一，以淮阴侯十面埋伏的战术，将楚军一点点蚕食殆尽。

    第二次更是触目惊心——关中大地，天子脚下，都出现了民易子相食的惨剧！

    相较于那两次，这一回的粮价波动着实算不上什么大事——最高不过五百钱，这价格要放到开国初，民众得乐死！

    而且粮价的波动，也是朝臣勋贵，尤其是以封国产出为主要收入的高级彻侯勋贵，所能获利的重要手段——彻侯封邑所得，与朝廷所得粮税一样，是粮食！

    拿食邑九千户的周勃来说，绛侯侯国一年租税所得，便是将近十五万石粟米。

    这批粮食，若是在寻常事日卖出，石不过八十五钱，总共也就一百三十万钱左右。

    可要是在前段时间那样的价格，以每石将近五百钱卖出，那就价值六百五十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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