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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嚣死后，南海都尉军心低沉，中原遍地烽火之际，又是任嚣副将站了出来，下达了毁道割据，以保岭南安稳的决定。

    这一次力挽狂澜，撑起秦南海都尉的副将，便名：赵佗。

    中原则是在经历多年混战之后，由沛公刘季脱颖而出，于乌江之边逼得项羽自刎，天下传缴而定，汉室立。

    而在这个过程中，赵佗带领南海都尉清扫了岭南诸郡的秦官，讨伐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自号南越武王。

    汉高祖刘邦登基为帝之后，却是顾不上料理这个建立于遥远南方的格局政权了——异姓诸侯王的问题，几乎将刘邦的整个皇帝生涯消耗殆尽。

    最终，刘邦倒在了讨伐淮南王英布的道路之上，对南越只能以陆贾出使，让赵佗接下‘汉南越王印’而告终。

    就这样，赵佗从秦将摇身一变，成为了汉室的外藩：南越王。

    而赵佗称帝，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是去年的事儿了。

    是时吕后病重，长沙王吴臣禀告长安：南越王佗出入称警，行文用制，用黄屋左纛，号南越武帝！

    吕后闻之大怒，又值病重将故之际，不敢轻动南北两军，遂派隆虑侯周灶将兵十万，以攻伐南越。

    周灶大军刚抵达南方，还没在长沙国站稳脚跟，就因为湿瘴而病倒大半；长安又因吕后驾崩，以及之后的诸侯大臣共诛诸吕而乱作一团，周灶的大军便在几乎失去后勤援助的情况下，在长沙国与南越交界之处驻扎至今。

    没有朝堂的正式命令，周灶自是不敢擅自班师；继续在长沙驻扎，手下大军又连番耗损与军粮短缺、后勤没有保障以及水土不服之上。

    所以在刘弘看来，周灶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向自己低头，只怕是为了得到一个‘允许班师’的命令，好从南方的泥潭中抽出身。

    而刘弘之所以对周灶的投效高兴不起来，倒也不是因为其目的‘不纯’，而是周灶此行，使命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完成。

    ——周灶班师，赵佗恐怕会更加猖狂；允许一个胆敢称帝的割据政权继续存在，对刘弘的皇帝威严而言，也是极大的损害！

    在原本的历史上，周灶自南方铩羽而归，并没有对朝堂割据产生什么影响——无论是泥塑皇帝刘恒，还是权臣如陈平周勃等，都清晰地知道：在这个时间点想通过武力解决南越问题，并不十分现实。

    因为无论是从国家财力、军事后勤力量的角度，还是从战略角度而言，汉室都没有多余的精力，用于解决南方割据的南越政权——但凡汉室敢将战略重心南移，北墙外的匈奴人就必将搞事！

    而汉室，即便是在战略重心全盘侧重北方的现在，都不能很好地抵御匈奴人的攻击，就更枉论战略重心南移之后了。

    对刘弘而言，最明智的选择，自然是如历史上文帝刚登基使得陈平那样——再派南越问题专家陆贾跑一趟南越，去帝号，名义上对长安俯首称臣，暂为权宜之计。

    但刘弘地到来，使得这个在历史上证明过其正确性的作法，变得不再适于选择。

    ——在原本的历史上，陈平周勃之所以愿意以国家的角度出发，以遣人劝赵佗去帝号，称臣于汉室，那是因为陈平周勃大权在握，皇帝刘恒唯唯诺诺，安然做着泥塑雕像！

    而如今，陈平周勃已经在政治博弈之中一败涂地；二人的立场不再是历史上的‘权臣’，南越问题对二人而言，也已经不是汉室的问题了。

    简而言之：只要刘弘放出‘遣使斥责’之类软绵绵的话头，陈平周勃必然会死死咬住这一点，制造刘弘‘对外软弱’的舆论，以此攻击刘弘地皇帝威严。

    届时，刘弘若是学鸵鸟，只当不知道这件事，继续派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南越，那在陈平周勃的鼓动下，刘弘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那点政治威望，就将荡然无存。

    若刘弘为了表明自己的强硬，悍然发动对南越的武装讨伐，那更是正中陈平周勃下怀——如果和吕后一样派个杂牌军过去，那在南方的湿瘴下，北方过去的部队必然会战斗力骤减；最糟糕的情况，无疑是南越将变成汉室的流血之地。

    为了攻下南越，中央只能不断地运送武器军械，粮食辎重，乃至于新生战员至长沙-南越一线，并全部填入热带森林的无底洞之中。

    至于派中央部队，即南北两军前往讨伐，更是会让北墙本就严峻的战略局势雪上加霜，甚至导致关中防务空虚，关东诸侯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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