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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淮看着赵益成僵坐在那里没有言语,知道管理层一律由委任改聘用叫他心里发毛,一时难以接受。

    作为市锻压厂厂长,赵益成同时又是副处级行政干部,要是后台硬些,他完全可以从久不见起色的市锻压厂调到区县,或者调到市辖局委机关,担任副县局级的党政官员,而接受沈淮提出的改制条件,则意味着要完全将自己的退路堵死。

    沈淮笑了起来,说道:“围绕国营厂的进一步改革,股份制试点工作近两年来才有一些实际性的进展,东华市更是滞后许多。但说到以产权改革为理论基础的股份制改革,在国内其实也早就不新鲜。合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也有十多年的历史,像市钢厂跟富士制铁的合资项目,说到底是基到产权基础上的合营,而非是经营权基础上的合营。民营合股企业,也早就默认了按股、按产权分享经营决策权及盈利的事实——这一切延伸到国营厂可以说是必然。不过,因为涉及到‘姓资’还是有‘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国营厂的进一步改制工作迟迟得不到突破。即使有些地区进行试点,但从根本上还是没有完全脱离‘二保一挂’的经营承包制范畴。目前市里拿出来进行试点的十一家国营厂,具体的改制进展有先有后,但有几家的改制草案,我有看过,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

    赵益成微微颔首,倒不是认同沈淮的什么观点,而是相信以沈淮的能力,要看到市锻压厂提交给市里的改制初稿,实在不能算什么困难的事情……

    “从早就存在的事实,到正式颁布《公司法》以及中央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可以按资本进行分配,也明确城乡居民可以将储蓄等个人资金投入企业参加收入分配,经历了十来年的时间,”沈淮说道,“而当下国营厂改制,要是一切都在现有的框框里转,又谈何试点、谈何实质性的突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内可以按照资本进行收入分配,虽然没有明确将国营厂纳入其中,但也没有将国营厂排斥其外。对国营厂管理人员的奖惩激励,一直以来都是改制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多年来没有实际性的进展。承包制的‘两包一挂’,也只是要求企业职工工资总数与企业效益挂钩,但说到对管理人员的奖惩,大体还是执行八六年推行的规定,认为管理层个人收入可以比职工高出1到3倍。想更一步的拉开差距,则变得困难而苛刻。要深度进行产权方面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让管理人员跟企业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同生死、共进退,要从根本上改变管理人员的奖惩办法,要使管理人员有可能获得普通工人十倍甚至百倍的薪资收入,管理人员放弃国家干部的身份,则是必然的前提条件。虽然现今社会,既当官又大发横财的不在少数,但在明面上,从现行及即将推行的体制,则不存在既当官又发财的好事。我这么说,赵厂长能够理解?”

    听过沈淮一席话,赵益成才略为明白,沈淮之所以强调改委任为聘用,实际也是要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现实基础之上,寻找国营厂进入深入产权改革的可行道路。

    谈到厂领导层个人收入的问题,赵益成是深有感触。

    他作为市锻压厂的厂长,昧着良心,一年捞几十万的黑色收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他明面上可以从市锻压厂拿到的工资跟奖金,通常最高只可以比普通工人高出三倍。

    “关于当下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其实早就确立,就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八个字,而不是反过来说‘公平第一、兼顾效率’——改革,就是要寻找一条新路,既不能严重抵触现行法律,但又要有所突破。拿一句骂人的话来说,就是要‘钻法律空子’。‘钻空子’,能把企业办好,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就是改革成功。想踩着现有的、安全的道路去走,那不叫试点,也不叫改革……”

    赵益成跟沈淮没有过什么接触,只是从站在远处看着梅钢的业绩鲜明,看着沈淮依仗市委书记谭启平这个大后台在梅溪镇、在唐闸区横行无忌,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叫他认识到背后没有那么简单。

    而听沈淮一席话,赵益成也能知道沈淮看上去年轻,但对国内经济体制的利跟弊,有着比他们深入得多的思考,以及有着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目光。

    说到厂管理层使用的委任制与聘用制,利弊关系不难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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