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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最终目的是国富民强的刘行也考虑到了股市的风险，推动社会变革、为经济发展提速的同时刘行也让赵鼎、苏权为首的一众财经官员制定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规避风险体制来。

    在赵鼎将那套体制定好只会呈给刘行后，刘行这才敢于下定决心将交易所之事正式全力推动，推进到了筹备重组、准备开市的阶段中来。

    刘行的设想很好，可是那些被第一批圈定的商社经营者、尤其是现在掌握着最大股权的人会愿意这样做吗？

    在此之前刘行在让赵鼎牵头去做调查、让四大银号与军情部联合核定调查那些商社实际情况时，苏权其实就已经陆续地以私会形式分别约见了那些商社的最大股权人。

    苏权的约见结果表明，四十二家商社中有四十家都正苦于无法获得更多资金坐视许多扩大其经营规模、增加盈利进项而发愁。

    所以那四十家的最大股权人一听说刘行准备筹谋这种新手段去帮助他们融资后，都是当场拍手称快、坚定地表示会积极支持和响应。

    只有成立最早、自身资本最雄厚，山西的一家保险商社和太原府内一家合股私营银号对此表示兴趣索然。

    因为他们自身有足够的资本，又不求走出山西、求取更多利润，是典型那种“知足常乐而变为不思进取”的最大股权人在掌握着那两家商社。

    对于那两家商社，刘行其实也有十足把握让其日后响应朝廷号召、加入到公开募股的队列中来。为何刘行如此有把握呢？那是因为其实早有对策成于胸、刘行早就预先想好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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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内部原始股、有了非公开发行股的基础，刘行准备在京东交引库正式更名汴京交易所、开锣重新正式投入运营的那一天，先将自己那九大商号合组起来的商社推入其中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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