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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徵、宋应星、方以智等科学人才陆续抵京之后，科学院在崇祯、朱慈烺的倡议下，迅速的成立了几个重要的项目组。

    当然，这背后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自然是沈浪。

    针对这些人的能力，沈浪让他们各自负责一个项目，还需要他们组建并带出团队，让更多的人掌握他们所学的知识。

    因为大明在科技人才的数量和比例方面，已经明显落后于西方很多了，光是西方远到而来的传教士，他们大多都掌握着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

    而这些人还不是西方最顶尖的学术人才，他们大多只是为了更方便传教而学习传播这些学术知识。

    像伽利略、开普勒、弗朗索瓦·韦达等等，这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学巨匠依然呆在欧洲潜心做着自己的学术研究。

    反观大明，沈浪让崇祯搜罗全国都没有搜罗到多少相关的人才，而已经搜罗到的人才，大多还是接触学习了西学，比如王徵、方以智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东方人的智慧比不上西方人，不然东方也不会引领世界一两千年。

    只是西方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后，思想得到解放，经过了几百年的积累，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术研究氛围，各类人才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而此时的东方还依然束缚在封建的传统礼教上，思想依然被禁锢，没有形成这样的学术研究氛围和环境，自然就难以诞生出大量的学术人才。

    西方人也不是天生的开拓者，他们大多也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从而让他们少走很多弯路，也更容易做出自己的成果。

    在瓦特之前的上百年时间，已经有不少科学家提出，甚至是制造出了蒸汽机。

    瓦特是对蒸汽机进行了改良，并推广普及，成功推动人类进入蒸汽时代。

    若是没有前人上百年的积累，瓦特想要取得这般成就，肯定要困难许多倍。

    同样的，在牛顿之前的半个世纪，也有不少科学家对万有引力有着各种研究和论述，开普勒更是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的雏形。

    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牛顿完善万有引力定律，自然就容易得多。

    西方的学术进步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和传承下来的。

    而东方像宋应星这样的科学家，却只能独自钻研，没有人与他互相交流和促进，也没有多少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难度就成几何倍的增长。

    东方没办法去复制文艺复兴，也无法复制。

    所以只能促进这种学术的开放交流，有针对性的培养更多的人才，一步步的打开思想禁锢。

    再通过科技的进步影响更多的人，普及相关教育，自然就能够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可以改变世界的科学研究上来。

    现如今，沈浪和崇祯、朱慈烺是推动者，王徵、宋应星和方以智等人则是先行的开拓者。

    王徵负责的项目是蒸汽机的开发和应用。

    宋应星负责的项目是炼钢工艺的改进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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