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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高鸿升刚回济南时，看到的那假经卷的由来。

    对比这样的一个腐败政府，你要如何能恨下心来，怪罪一个同时期的假道士呐！同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比起来，我们的淳朴的王道士简直都可以称之为圣人了。

    他可是没有隐藏那怕是一卷经卷，更是没有将变卖的经卷的收入据为己有，而是将所有的收入都毫无保留的投入到了莫高窟的维护当中。

    十多年前，任继愈老先生（当代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不久前刚去世）在一篇文章中曾评论过“敦煌遗书”被盗事件：“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

    这才是对于敦煌那些文献资料被盗事件，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最客观的评价。

    站在王道士的弟子们为他修的最高最大的塔前，看着那碑文上赫然写着的“功垂百世”四个大字，高鸿升深深的给这为“农民”鞠了一躬，感谢他对敦煌莫高窟的贡献。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丽的敦煌》中专文介绍了王圆篆的生平与事迹，认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肯定，他当的起那四个大字“功垂百世”。

    让我们不要受那些片面的文章的诱导，让我们能够正视这个在那篇文章中被唾骂的“敦煌石窟的罪人”、一个国家民族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公正公平的来评价王圆箓这个假道士。

    离开了王圆箓的墓塔，顺着人流进了莫高窟藏经阁，站在迎面的那块大石头刻着陈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大字前，高鸿升紧紧的撰着拳头，心里发着狠，低声发誓道：“就让敦煌学从新开始吧。我会带回全部的藏经洞中的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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