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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后来人眼中的明君和当世之人所思所想是有着明显的偏差的。

    换句话说，后来人读史，自然是只论功绩不论民生，但身处于当时的人们，体会到的东西可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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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大唐百姓其实是比较幸运的，李破这位开国之君并没有多少留名青史的确切追求，他心中定下的目标倒是很清晰。

    唯国富民强四个字而已，这当然也是衡量一位君主是不是有所作为的标准之一，只是真的没有开疆拓土，万国来朝之类的字眼那么显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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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元贞五年十二月初，最后一次大朝会。

    民生举措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朝臣们听的昏昏欲睡，倒是最后年末赏功之事，大家才竖起了耳朵。

    今年军功之上，无疑属于东征将士，之外零零散散，能拿到大朝会上诉说的，那都是些比较扎实的内政之功。

    比如说郫国公何稠，著成何氏工物一书，已得朝廷允准，明诏刊行天下。

    郫国公何稠加光禄大夫，赐下的金银绸缎那都是小事，封赐三千户，荫子孙六人，郫国公之爵位可传三代，轻罪从免，重罪削两等。

    也就是说何稠的直系子孙再没有死罪一说，当然了，你要是带兵冲进了宫廷，事败之后就另当别论。

    其他的诸如欺男霸女，基本可以做到让朝廷无视了。

    如此重赏，在开国功臣里面也是独一份。

    何老头还没死呢，凭着一本何氏工物，大致上已经做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当然，要是他身有职位，人也年轻的话，赏赐一定不会如此之重。

    也正是因为何稠已经致仕，人也年老体衰，赏赐再重，也不会有人说功无可加，赏无可赏。

    而这也显示出了朝廷的一些风向问题，注重文事，鼓励学术，有着千金买骨的意味。

    当然了，何氏工物一书可不算什么骨头，只一颁行，立即便成为了国子监，以及各处书院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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