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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绝对老实服从安排，不提任何过分要求，只求归附大同。

    这种情况徐泽早有预料，随着大同并吞天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请求归附。

    同军不是奴隶贩子，也不缺这一点战争赔款。

    而南民北迁和北民南迁，促进南北交流更是大同的既定战略。

    因此，收到李逵的报告后，徐泽当即作出指示：

    所有愿意留下的战俘尽皆收留，并将其登记造册，由朝廷出面，协调赵宋朝廷送这些人的家属北上。

    结果，因为正乾皇帝的诏令，申请留下的战俘更多了。

    而经济窘迫的赵宋朝廷能减少赎回战俘的开支，自然大喜过望；

    战俘迁出地的官府能缓解人口压力，增加治下官田数量，也是积极配合。

    多赢的结局，皆大欢喜——除了没有强兵而缺乏安全感的教主道君皇帝。

    随着南北分治的时间持续，原本完整体的河东路渐渐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以汾州为界，北面掌控在大同治下的诸州府，有强大的同军庇护，战争阴云已经逐渐散去；有共建会的组织协调，原本激烈的社会矛盾也极大缓和。

    社会改革稳步推进，底层百姓在未来生活的憧憬下干劲十足，正在重建美好家园。

    而南面掌控在大宋治下的各州府，面对同军随时都会南下的巨大压力却一刻也不敢放松。

    各地官府广征民夫大建城寨堡垒，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极大干扰。

    随着滞留归来人在官府的护送下进入大同掌控区，以及赎回的战俘途径南部州府回到原本的驻地，一直沉默的河东路大宋百姓也开始躁动起来。

    河东路虽分属同宋两国，但很多地方仅是一山、一河，甚至是一路、一田埂相隔。

    北面，大同治下的百姓已经开始分田分地建水库，修路挖渠大生产，处处都是大干快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南面，大宋治下的百姓则要继续做牛做马备战备荒，整日提心吊胆还吃不饱。

    自古以来，河东之地就不可分割，毕竟是一衣带水的乡里乡亲，官府管得再紧，也不可能完全杜绝民间的私下交流。

    河东巡抚使司更是主动出击，经常以慰问为名，安排演出队在两国人口集中的交接处进行演出新戏。

    尽管隔得太远，大宋这边的军民根本看不太清舞台上究竟演得是啥，但北面乡亲的热情叫好声总是听得懂的。

    南北两地的对比实在太鲜明了，就是再愚钝的人也能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差距，是个人都会反思为什么。

    怀疑的野草一旦生根，便极难根除。

    先是有戍边的丘八和建堡民夫大着胆子越境“蹭戏”，没想到现场组织的同军还真放开了让他们看，前提是先登记乡贯或什伍，并按规定的区域就坐。

    然后，开始有宋地百姓和兵卒偷偷越过边境，逃入大同境内求收留。

    而经历了归来人之事的反复折腾，赵宋河东路的基层官员也被朝廷伤透了心，对治下百姓的逃亡睁只眼闭只眼。

    官府一旦放任，便是更大规模的逃亡。

    没有了民夫可供驱使，计划中的寨堡建设也只能延期。

    其实，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同军真要南下，这些寨堡屁用没有。

    平地上建起的寨堡再坚固，能有大石寨、承天军寨、赤塘关等险要关城坚固？

    那么多险关要塞都挡不住同军，又何必劳民伤财建这些寨堡？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国祚一百六十年的大宋自有责任心强的守臣，这些人想出的办法便是将治下百姓内迁，以让双方脱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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