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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签署后，教主道君皇帝就以尚书左丞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河东路宣抚使知隆德府事，全力督导河东路各州府认真履行两国协议。

    王安中很清楚自己这趟差事就是替朝廷背黑锅，其人走马上任后，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深入州县，亲自督导归来人之事，不可谓不卖力。

    但以赵宋人浮于事的官场恶习和官绅勾结的现实，上面的相公老爷抓得再紧，下面具体办事的官吏也有的是办法做表面文章。

    结果，王安中腿都跑细了，亲自督办了月余时间，除了清出几个被人陷害的地主老财和不会为人的丘八、小吏外，再无所获。

    这样的结果也就勉强糊弄得过且过的大宋朝廷，可要是就这样报给大同朝廷，你说正乾皇帝会满意，还是不满意？

    另一方面，北面同军的行动却极其迅速。

    太原府之战后仅仅月余时间，同军就逼降府州折氏稳定了后方，转而陈兵边境，随时都能再次发动战争拿下整个河东路。

    而大宋朝廷直到这个时候还没能处理好因兵败而造成的人心浮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整顿内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给大同开战的借口。

    收到河东宣抚使司急报，教主道君皇帝一日之内连下三道圣旨，催促王安中务必要办好归来人之事，万不可给大同出兵大宋的借口。

    天子就差挑明了说河东路的安稳直接决定大宋的国运，王宣抚若是完不成朝廷交办的任务，就是致大宋于万劫不复之地的历史罪人。

    王安中被逼急了眼，只能揪出几个之前应对同军南侵时最积极主动下令屠杀归来人的文武官员，作为“残害大同百姓的官员”上奏朝廷。

    显而易见，此举不仅起不到整治官场风气的作用，还会寒了忠臣义士之心。

    为了大宋江山社稷不惜己身和身后名的臣子却被自己拼命保全的朝廷出卖，这是何等荒唐的事，以后还有谁敢为这样的朝廷卖命？

    但大宋别无选择，明知饮鸩止渴，也得先解决了燃眉之急再说。

    关键时刻，老迈的公相鲁国公蔡京站了出来，说出了宰执们的心声：真要杀人也只能杀武将，绝不能杀文官。

    当年神宗皇帝面对的棘手问题，如今再次重演了。

    幸好今上手腕远胜其父，诸宰执的威望和气节又远远比不了蔡确、章惇等人。

    天子要是坚持文武都要杀，众宰执也不敢硬顶。

    有头脑聪明的臣子献了一条两全之计：找几个死囚，砍掉他们的脑袋，用来冒充这些犯事官员的首级交给大同应付差事。

    待风声过去，再将这些官员迁往他处任职。

    如此一来，朝廷既不失人心，又能平息大同之怒解燃眉之急。

    这条建议倒是得到了教主道君皇帝的认可，可太傅王黼却提出反对意见：

    大同治下颇多大宋的降官，张叔夜、张孝纯、王禀、折可求、郭仲恂、贺权等人皆熟悉河东路的情况，以死囚的脑袋替代官员首级绝对瞒不住大同朝廷。

    此计一旦被识破，诸位可做好了接受正乾皇帝怒火的准备？

    王黼一句话便将众臣问哑了火，再没人敢耍小心思。

    确定必须杀人才能息兵后，教主道君皇帝只能再派专使入河东路。

    很快，相关涉事文官因“自杀”而逃过了刑戮加身，而几个武臣则被明正典刑。

    将这些首级交给大同查验之后，大宋总算换来了友邦的宽容。

    但经历此事后，河东路文武却彻底寒了心。

    这些人开始对朝廷的诏令阳奉阴违，并争相私通大同，还自发地将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给架了起来。

    王宣抚也不是瞎子，其人见属僚看向自己的眼神都不对劲，自知再待下去极有可能会有性命之危，只能接连向朝廷上奏，反映河东路的严峻形势，以求早日脱身。

    但大宋还没有做好再次面对大同的准备，教主道君皇帝不敢这么早就放弃河东，也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替王安中，只能就这么干耗着。

    这一等，便等来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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