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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主道君皇帝过分迷信政治手腕，玩散了人心，靠利益输送才勉强换取文官士大夫的继续支持，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对臣子耍手腕了。

    面对王黼的提问，其人必须做出正面回应。

    赵佶仅犹豫片刻，就做出了选择——罢积石军高邮军节度使谭稹太尉之职。

    徐泽立国之后便接连找大宋的麻烦，连理由都懒得换——死揪着归来人之事不放。

    但大宋的确有错在先，且一错再错，一再授人以柄，想抵赖都无从说起。

    在教主道君皇帝看来，为大宋招惹强敌的罪魁祸首就是建议并督办招徕山后汉儿的前河东路宣抚使谭稹。

    这个家奴乱出主意在先，稳不住河东路形势在后，既然办砸了事就得承担责任。

    何况其人在第一次河东危机爆发时，还硬顶过天子要求杀掉郭仲恂的秘旨，导致大宋错过了和平解决河东路归来人问题的最佳时机。

    此事又间接导致秦桧这贼子鼓动郭仲恂对抗同军，从而引发更大的危机，使得河东路局势彻底失去控制，让大宋面对如此被动危急的局面。

    所以，放弃这种吃里扒外的家奴，以换取臣子和敌人的原谅，教主道君皇帝没有半点心理负担。

    勤勉奉公的谭太尉还不知道自己被皇帝出卖了，其人这段时日整天泡在官衙中处理公务，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府，就收到了自己被罢免的诏令。

    而随天使同时送达的，还有三尺白绫——天子是一刻都不想给其人多留。

    在大宋，一个失去了皇帝宠信的宦官，哪怕是贵为双节度使的太尉，面对君要臣死的结果也没有半点反抗的可能。

    谭稹临死前有没有悔恨，又说了啥，没有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能确定的是，其人一头白发的首级被石灰腌渍过后照样丑陋，并不比死于河东的辽地归来人好看半点。

    相比起河东路这几年死于战乱和灾荒的十余万冤魂，谭稹的这点冤屈也算不了啥。

    当王黼带着谭稹的首级北上燕京请求正乾皇帝宽恕大宋时，教主道君皇帝也积极做着自救的准备。

    徐泽之前几次率军威胁开封府，都没有打到东京城下，却不代表这次也会一样。

    赵佶不敢盲目相信众臣的分析结果，更不敢被动等待同宋两国的谈判结果出来。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大同立国近两年，情况早就发生了变化。

    大同这两年接连慑服了高丽、日本、夏国等国，鬼知道徐泽是不是与金国也达成了某种协议稳定了后方，已经做好了南下吞并大宋的准备。

    谁敢保证同军这次的目标就一定是河东路，而不是整个大宋？

    以同宋两军实力的巨大差距，徐泽只要率大军南下，大宋莫说守住河东路，就连国都开封府也别想守得住。

    开封府的防御体系实在太脆弱了，且离大同帝国的边境太近，同军若是发动突袭，只需数日时间便能击穿滑州防线兵临东京城下，这段根本不够大宋朝廷做出反应。

    臣子们舍不得放弃自己的利益，不到刀枪临身的那一刻就不愿迁都，教主道君皇帝万金之躯，却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

    为了应对最复杂的情况，赵佶做了多手准备。

    其一，派出皇子分居各路州。

    大宋不是大唐，对宗亲的防范极为严格，就连太子都只是摆设。

    没有天子的授权，皇子就算到了地方，既不能干涉政务也不能调动大军。

    教主道君皇帝此举，还是为了应对最危急局面。

    万一徐泽不按常理出牌，再次突袭开封府，赵氏子孙总不至于被同军一网打尽。

    有皇子再外，大宋社稷不绝，各地还会奋起反抗，至少能令敌人有所忌惮。

    三年前，朝廷大军败于南乐镇，同军兵危开封府，天子就曾遣了诸子分居各地。

    有此先例，这一次倒是没有遭遇多大的阻力就通过了。

    其二，下诏因河东大战，朝廷两次重建京营禁军，耗费无数，国库已空，令京西、淮、浙、江、湖、四川、闽、广并纳免夫钱，期以两月纳足，违者从军法。

    此诏一下，立即招致群臣反对，纷纷上书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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