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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章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令人气闷的“朦胧”》，批判九叶派诗人杜运燮复出的新作《秋》，后来“朦胧诗”的说法自此出现。

    后续又有公刘对当时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发出了猛烈的抨击，这两人都是代表官方言论的评论人。

    到后来卷入者越来越多，与官方持不同意见的有三个评论家，一个是谢冕，一个是孙绍振，还有一个是徐敬亚。

    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徐敬亚，他写出了《奇异的光》，后加工为《崛起的诗群》:“一批青年人最先起来，撼动了我们过去不敢怀疑的一系列诗歌理论柱石。”此文与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起被视为诗歌史上的“三崛起”。

    可即便是有很多读者和评论家的力挺，朦胧诗派仍得不到主流文坛的认可。

    尤其是这一年振开兄淡出人们的视线，朦胧诗的发展并不顺利。

    刘军他们这些心怀文学梦想的京大学子，如何不想获得主流文坛的认可，可人家就是不待见你，能有什么办法。

    他们只能在校刊或者是自己私下办的小刊物上聊以自娱。

    比如京大的《启明星》、比如刘军自己办的《五彩石》……

    不仅仅是心怀文学梦想，这个时候的京大学子更是心怀天下，他们是国家恢复秩序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以后注定是要主导这个国家的兴衰和发展的。

    所以这个年代的京大学子也可以说是狂的没边，他们自号“八千精英”，什么“京大多才子，燕园少佳人”、笔名乔达摩悉达多，各种吹牛逼的奇葩事多了去了。

    真可以说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当然了，面对认可的前辈，他们的态度倒不至于这么狂放，比如说对何平。

    《福贵》和《吕得水》这种极尽讽刺和荒诞的现实主义小说太对这帮学生们的胃口了，这才是他们梦想中文学的样子。

    “以后有机会的，慢慢来。”何平安慰他一句，又问道：“你之前说在你们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作品，你们的杂志办的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小范围的自娱自乐呗，连纸都快用不起了。不仅是《启明星》，连我那本《五彩石》也办不下去了。”

    《启明星》是由京大的学生们自发创立的，编委是京大各个年级的“诗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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