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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杰思考了片刻，说道：“至少15年的差距。”

    那也不算大，何平心想。

    后世国内芯片制造被国外卡脖子最严重的就是在光刻机上，何平还曾经一度关注过这个问题，他知道国内并不是造不出光刻机，只是造出来的光刻机与国外有代际差罢了。

    在消费电子市场领域，代际差别就意味着赢家通吃。

    这也是国内芯片被卡脖子的主要原因。

    “那你们学校光刻机的研发还在进行吗？”

    “叔叔，我一个学生哪里知道那么多。不过我们学校在80年研制出第四代分步式投影光刻机之后，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成果了。”

    “第四代分步式投影光刻机？这个光刻机精度如何？”

    “这一代分步式投影光刻机光刻精度可以达到3微米，在当时接近国际主流水平。”

    何平这几年偶尔会搜集一些国内外关于半导体的资料，知道国外自七十年代就已经把研究发向转向了接近式光刻机，看来国内外的差距还是有不小的。

    这种情况让他陷入了沉思。

    后世一些民科经常会说我们国家七八十年代光刻机的研究水平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分伯仲，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大家都觉得造不如买，才放弃了自主研发，让国产光刻机事业十年难有寸进，导致后世发生中美贸易摩擦后被国外卡脖子的现象。

    这种论调不能说子虚乌有，但只能说是以偏概全。

    实际上的情况是1978年之前，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国家的光刻机技术已经与西方拉近到十几年。

    但在1978年之后，西方推出了成熟的分步投影光刻机，而我们的半自动接触式光刻机刚刚研制成功，双方的差距被维持在了一个相当的水平线上。

    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光刻机研发和制造在七八十年代确实有一度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的研究方向还在接触式光刻机上，而发达国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开始把研究方向转向了投影式光刻机，接近式光刻机便是其中的一种。

    而国家也并没有在九十年代放弃光刻机的研发，只是受限于经济实力的因素，没有那么大的支持力度而已。

    这种情况一直到两千年以后才得到改善，国家的“十五”计划成立了光刻机攻关项目，由沪上微电子担当大任。

    从此国家才算是在国产光刻机研发上下了重注。

    而何平沉思的原因在于，他在考虑自己要不要在光刻机研发上出一把力。

    光刻机称得上是国之重器，想要研发成功也往往是以国家实力为背书，后世光刻机制造全球领先的荷兰asml也不是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完成的他们的光刻机，而是联合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力量才得以成功，他们制造光刻机的关键技术更是垄断在阿美利加的手上。

    何平现在是有点钱不假，但主导这种国家级的工程对他来说无异于是蚍蜉撼树。

    春节期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春节过后，何平正式卸任了集团总裁的职务，由洪旗接任集团总裁一职，消息传到阿美利加，佳农集团股票应声下挫超3个百分点。

    不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何平卸下了佳农集团的包袱，把复兴学校的筹建工作甩给了瞿靖难，准备到外面去考察一圈。

    他先是到京城找到了倪光南，老同志现在跟刘传志的矛盾已经摆到了台面上，但是跟销售起家的刘传志相比，倪老在联想的话语权越来越低，在联想过的并不如意。

    听说何平有心搞进军光刻机研发领域，搞芯片研发，倪光南顿时来了兴致。

    虽然光刻机涉及到的技术难度和资金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何平也不是一般人啊，人家现在是全国闻名的企业家，光是手里握着的佳农集团的股票就高达上百亿人民币。

    倪光南热情的帮何平联系考察单位，两人先是去到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考察了一番。

    接着又托了关系去了自家儿媳妇读大学的水木去了一趟，考察了一番。

    在九十年代，这两家单位几乎代表着现在国内光刻机研发的最高技术。

    一番考察结束，花了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何平也最终下了决定。

    与水木大学合作研发光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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