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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永远的历史创造者。

    谁说的，记不清了，不过琢磨这也挺有道理。

    1979年的改革春风，不仅席卷了各大城市，对于农村的影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初，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

    对于这一决定的理解，那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不少人早已厌倦了大锅饭，再加上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

    而这一决定的下发，正式开启了农民群众对于旧的经济体质的冲击。

    特别是淮阳地区，最近几年饱受灾情的影响，生活一直困难，不满的情绪更是在地委五级干部会上爆发了。

    会上，许多公社书记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我国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00过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所有这些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

    自下而上的矛盾在酝酿，这一次基层的干部们似乎不再那么听话，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

    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

    不少区县的公社介绍了他们试行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小宗作物田间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以及对基层干部按工作实绩进行奖励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引起了不少干部的极大兴趣。

    但这些办法在当下还属禁区，被称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施行。

    第一次代表村里参加这种会议的周玉堂和刘永好瞬间刷新了世界观，工作还可以这么干？

    自己那点分量的算计，在这些胆大的公社里，简直是小儿科。

    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这一次会议真真是点燃了刘永好心里的一把火。

    回去的路上，趁着还未冷去的热情，刘永好跟周玉堂商量着村里的“改革”。周玉堂是老派的支书，固然稳重，但已经消磨了敢作敢为的胆量，刘永好一时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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