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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于陛、陈经邦、徐学谟三人作为吏部尚书候选人举行廷推，这个做法完全符合“程序正确”。只不过，这三位候选人的排序有些问题。

    此时此刻，陈于陛的职务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陈经邦是礼部左侍郎，徐学谟是礼部尚书。

    这三个职务一摆出来，很显然能看到问题：陈于陛作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身份比较特殊，暂且不说；陈经邦作为礼部左侍郎居然排名在礼部尚书徐学谟之前，这似乎怎么看都有问题，完全不符合历来讲究资历排名的大明官场。

    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事实是陈经邦在万历十一年就做过一次礼部尚书，只是时间非常之短，仅仅两个多月便因为丁母忧而辞任回乡。然而丁忧之后他没能及时起复，因为他自己又病了，这么一拖两拖的，最终到了去年才起复回京。

    然而此时京中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找不出位置安排他，本来都打算让他去南京六部随便找个堂官位置过渡过渡，恰好空了礼部左侍郎位置出来，于是只好委屈他先补了这个缺。

    但补缺归补缺，他的加衔、品阶、文散官等等都是按照他之前礼部尚书的档次来的，又因为他初任礼部尚书的资格比徐学谟更老，因此这次排位就摆在了徐学谟前头。

    不过，资历虽然重要，但在需要廷推的重臣职务上，吏部初选的推荐者本身是可以不看资历的，而这个巨大的权力居然完全掌握在吏部文选司郎中手里。

    嗯……这很大明。

    当然，权力这种东西有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比如原历史上的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万历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这次顾宪成提名的人，因为都是朱翊钧所厌恶的，从而触怒了皇帝(此前不久顾宪成已经触怒过他)，因此被直接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不过这一次吏部文选司挑出的人选，皇帝看起来没有意见，直接下旨廷推了。

    高务实深悉朝廷情况，当然知道皇帝为什么没有意见。原因是：陈于陛、陈经邦两人都应该是皇帝可以接受的天官人选，至于在三个推荐位中垫底的徐学谟，皇帝大概只把他当做添头。

    不过以高务实来看，皇帝多半会更加认可陈于陛，理由是陈于陛虽然理论上属于中立派，但实际上在滇缅之战时期，以陈于陛之父陈以勤当年在阁臣位置上形成的“陈党”受到了高务实的大恩，保住了那时候陈党的核心、云南巡抚刘世曾，陈于陛从此之后实际上成为了实学派高党一系的人。

    吏部在隆庆三年年底高拱起复之后，一直是实学派的自留地，而吏部本身又是实学派改革必须掌握的衙门，皇帝对此心知肚明。故而，吏部尚书一职，除非皇帝不打算继续改革了，否则一定会交给实学派，或者至少是不会对实学派形成掣肘的中立派——陈于陛显然非常符合这个条件。

    当然，陈经邦其实也是符合条件的，他虽然是南榜出身，但因为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因此也是拜过高拱为座师的，只不过相对而言不算高党的核心成员，即便在朝廷混得最好的时候也游离在实学派边缘。

    但是他还有一个优势，即在朱翊钧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做了太子的日讲官，算得上是朱翊钧和高务实两人共同的老师。当然了，朱翊钧的老师一大堆，高务实正经拜师的老师倒只有郭朴一个，不过这些都是传统问题，倒没必要展开来说。

    总而言之，陈经邦属于皇帝很熟悉的人，资历也完全足够，吏部文选司把他放在推荐第二位非常合理。

    至于徐学谟，他这个礼部尚书本来就是当时实学派与心学派斗争与妥协的产物，皇帝对他有没有恶感不好说，但好感想必是谈不上的。在当前的情况下，说句不客气的话，就算廷推最终推荐了他，皇帝恐怕也会“一票否决”，要求内阁再次廷推。

    廷推这件事一出，还导致了另一个影响，即张学颜、高务实两人都立刻接受了皇帝的“劝慰”，马上“出而视事”了。

    呃，也不能怪他俩不矜持，廷推吏部尚书这么重要的事，要是实学派少了一位阁老、一位户部尚书，万一要是出现了什么变故……虽然有皇帝的“一票否决权”兜底，但要真是闹到那个地步，实学派的面子上就太挂不住了。

    利益总比面子重要，何况是如此关键的核心利益，他们二位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了。而这又让所有人再次见识了皇帝的手段：你俩不是怎么都劝不出来么？现在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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