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4章 法护比丘-《汉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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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汉末道教有个流派五斗米教,推广效果很好,好到可以像张角一样造反,结果就被改造了。
黄巾之乱,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正是黄巾、五斗之流,掌权者不放心。
儒家在当时被世家掌握垄断,是世家的权力利益来源,但还不是完整宗教。
孔孟之学,非是经书,没有教义。
而政治的黑暗,让儒家信众都快崩溃了,例如竹林七贤,嵇康阮籍。
他们看到了佛教,发现正是需要的精神寄托,部分士大夫就用佛教来反对当权者、来麻醉自身、来表达自身不满、来转移衣食无忧之后的精神需求。
这也成为了流行的风景线。
其实,说起来佛教要在华夏传播,本身是有困难的。
佛教本身是需要剃度,禁欲,离俗的。
所谓之离俗,便是无君王,无父母。
在佛教传入我国以前,儒家思想是主流,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顺父母。
这跟佛教的矛盾很尖锐,人们一时之间是无法接受的,佛教早期入华也并没有急着吸引信仰者,而是翻译佛经,佛法僧缺一不可,佛有了僧有了,还没有经。
这便是佛教本土化的过程。
东汉时期,僧人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翻译佛经了,但是翻译佛经是有问题的,首先当时的僧人都是有什么经书,翻译什么经书,大脑中记得几章几品就翻译几章几品,其次大家知道语言不通,有些东西很难翻译出神髓。
就譬如唐诗宋词翻英文能直译,但意境这些东西很难表达得像中文这么美,翻译佛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僧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他们就在汉语里面寻找和佛教的理论,观念,概念相近的一些词语来翻译。
找着找着,发现中国道教文化里面有很多概念,观念和佛教的概念,观念相似。
所以他们常常借助于道家的概念来翻译佛教的术语,同时也借用道教的一些神仙方术来作为佛教的宣传方式。
早期的中国人会把道教和佛教混在一起,以为佛教是道教的一种形式。
结果就是“黄老浮屠并祠,小乘禅学流行”,小乘禅学强调呼吸,吐纳,运气这些东西,跟道教的调息相似。
就例如道教的很多神,与佛教都是有联系的,中国神话体系,道与佛都是有的。
而且有些形象即是道教神,亦是佛教神。
当人们把佛教当做道教的一部分时,这部分内容就容易流行,被接受,但大家也知道,这显然不是佛教的真谛!
这样的翻译方式,显然也会造成人们对佛教观念,佛教理论的误读,但是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困难重重,早期的佛教宣传采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依附,依附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和佛教理论比较接近,又可以依附的对象来传播,这样中国人更可能容易接受一些。
东汉时期就依附黄老,黄老在那个时期比较流行,随着发展,社会流行什么,佛教就用什么方式来宣传和传播,比如道家宣传“清静无为,劝善止欲”,用神仙方术传播,佛教也宣传“清静无为”,用神仙方术传播,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又选择依附玄学,玄学是力图把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进行兼容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玄学里面包含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
玄学家们主要对这三部经典来进行阐释和研究,进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进行追问,玄学之所以称之为玄学,就是因为它艰涩难懂,尤其喜谈“有”说“无”,就是道家的一套东西。
佛教发现玄学这里面的内容和佛教的一个类别很接近,这个类别就是般若学。
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谈“空”,“空”在早期佛经翻译中,常常用道家的“无”来比附翻译,“空”翻译成“无”,但“空”绝不是“无”,但是早期的翻译只能这样翻,把“空”的概念翻译成“无”。
玄学家们谈“空”的时候觉得和佛教的般若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又兴起了般若学的传播,这是依附玄学的结果,“空”不是“无”,用“无”谈“空”肯定是存在问题的。
后来一个名叫僧肇的僧人,写了几篇文章,对谈“空”的问题进行批判,收入到他的著作《肇论》里面,这就是依附玄学的结果。
当然这样一种依附方式是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这样的思想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虽然有一定的误读。
西晋,佛学发展,但要说井喷式的发展,还得过一些年之后。
东晋,南北朝,才是佛教发展的的井喷式时期。
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寻求精神慰藉,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
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支持译经活动,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
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
在战乱的土地上,佛教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教派,与政治无关,但也与政治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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