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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秋，北边的天气凉了，紫禁城砖瓦草木都被染上金黄。

    廊檐之下，傍晚温暖的日光穿过重重叠叠的朱柱缝隙，在木地板上投下金色光轨。

    崇祯皇帝朱由检穿十二章纹明黄袍，怀抱狸奴漫步在明暗之间，殿外落了满地的银杏叶提醒着他和他的帝国，又撑过一个艰难的年头。

    其实说起来，这一年的局势较之先前不算太坏。

    尽管山东叛军跨海投降东虏，但北方的虏中名王已除，朝廷在宣府加强了武备，在太行山、真保及河南对叛军形成合围，辽东也打出了一场小胜。

    山东叛军是孔有德，今年四月率军兵家眷万余跨海投奔后金；北方的虏中名王是林丹汗，明廷关于察哈尔的最后情报是一头扎进刘承宗的怀抱。

    山西、北直、河南被合围的是陕西诸路反王，去年黄河就在孟津渡决口，今年又发了大水，可以预见战局会在明年见到转机。

    宣府加强武备则是因为北虏的祸患虽除，但朝臣主张后金同样会从宣府入寇，为增强防御能力，故而在宣府诸路发下包括西洋炮一百三十七门、红夷灭虏炮四十八门在内的大炮二百六十九位。

    除此之外还有火药十七万斤、大小铅弹四十三万余、大小铁弹九十五万余。

    至于辽东的小胜，是东虏秋季略边，祖大寿侦知后金军队在距宁远三十里外搭营，便派遣坐营中军施大勇率军三千前去埋伏，以防其进犯兴水堡。

    这支军队有营将祖泽远、祖克勇、王廷臣、李居正、中千把总钱有禄，团练镇标下坐营中军王之栋、各营将张韬、张凤翔，千总程继儒、周遇吉等。

    待到次日，数百金军先锋果然进犯兴水堡，同拔哨夜不收的都司崔士傑、把总张成良撞在一起，被杀败后转而后撤，夜不收追击中金军两千伏兵冲杀过来，明军两千伏兵也跟着杀到，将敌击退。

    其实打得还不错，但崇祯皇帝很生气，一方面是因为打得不错，中军施大勇却死于阵中，这是次要的。

    更重要的是抓舌头已经探不出实情了。

    双方战争越发白热化，东虏军兵死志愈加坚决，原本捉个舌头就能探明敌情的事，在这场战斗中捉了几十个舌头，却无法探明敌军兵力。

    在那些被捉的俘虏，金国掠边军队的兵力在五百到三万之间浮动，根本无法看清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这就导致崇祯皇帝……只能相信前线将领了。

    这事挺让皇帝不开心，他知道自己应该信任前线将领，可问题出在前线将领是祖大寿，他对祖大寿的情感非常复杂。

    说这个人不听话，那确实不听话。

    己巳之变袁崇焕下狱，祖大寿擅自率军逃回关外；袁崇焕给他写信回来，算是打完了收复滦州永平四城的仗，但在那之后袁崇焕被杀，祖大寿回到锦州前线，基本上没再出过军营。

    或者说他走到哪，那支标营就跟到哪儿，东厂番子想逮他都逮不着。

    但也不能说他不忠诚不敢战对朝廷没用，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守到弹尽粮绝，先吃马再吃人，最后投降，投降后又设法逃回锦州接着守城。

    朝廷拿他没办法，因为这个人确实能打，也确实愿意为朝廷打仗。

    崇祯已经渐渐知道，皇帝确实可以做任何事情，但皇帝也是人，是人就必须承担做出决定的代价。

    某种程度来说，他在做世上最难的职业，普通人可以做出任何决定，却未必需要承担代价。

    因为普通人做决定，未必能做成，做不成，自然就不需要承担代价；皇帝不一样，皇帝想做的大多数事情都能做成，他可以罢免、杀死任何一个文官武将。

    心思一动，这人就没了，人没了，代价就来了，后悔都来不及。

    对现状不满是一回事，改变现状会不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崇祯皇帝不确定，所以祖大寿还活着，活得很好，位极人臣。

    实际上崇祯皇帝尽管看祖大寿非常不顺眼，但他也非常清楚，如果大明的所有军官都有祖大寿的才能和气节，什么东虏北虏西贼，全都不是问题。

    这是个自己不愿意死，但不介意别人死的屌人，但同样也是个用尽所有办法攻击敌人的称职将领。

    能野战就野战，不能野战就逃跑，跑了有粮食就守城，粮食吃完了就吃马，马吃完了再吃人，人也没得吃了最后杀同僚投降，投降了他还跑出来继续守城。

    远的李永芳，如果李永芳有祖大寿的气节，努尔哈赤就拿不下抚顺；近的孔有德，如果孔有德有祖大寿的气节，他应该在山东割据到死，而不是给黄台吉千里送炮。

    更有河湟败绩的那几个总兵，他们应该欺骗刘承宗，然后逃回来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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