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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吧，营内最早一批虎贲兵和军官，早在崇祯六年五月的青海大战结束，就进来了。

    在此期间，除了正常的军队军官损失补充，其中绝大多数军官、士兵，都已经进行了为期两年零五个月的学习。

    实际上在虎贲营设立之初，刘承宗定下的规矩是由两个半年、一个一年组成的三个学期，一共两年。

    而且还不是让人一次学完的。

    第一个半年，主要是让农民军、募兵、营兵出身的立功士兵，进行号令队列、军法条例、开蒙识字和器械兵器的培训，将之培养为合格的什长。

    原则上立功的士兵完成这一步学习，就可以升官归队，当什长去了。

    但元帅军没有那么多空余的军官位置，所以他们当中除了少数幸运儿，大部分人都只能被迫进行第二期训练。

    第二个半年，则是为了让立功的什长、管队，进一步精进武艺弓马、号令阵型、兵甲管理、士兵赏罚和人员管理的技术，同时还有教练士兵的能力，目的是培养他们出去升官当百总。

    结果自然显而易见，元帅府也没那么多百总的位置。

    他们又被迫进行了第三期培训。

    严格来说，这一年才是真正的武将培训，并不涉及兵器、武艺、弓马、枪炮的学习，全是兵阵优劣、战术战法、天时地利、兵法韬略，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实地观战和讨论。

    目的就是培养把总、千总，或者说就是武将。

    因为千总其实就是正常人、在正常环境、根据正常际遇，依靠绝佳的武艺学识、兵法韬略等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武职天花板。

    毕竟到这个时候，对下，间接管理的下属要做好实际工作；对上，作为营级编制的一部分要完成上级部署；在中间，还要考验随时随地遭遇突发事件时的决策能力。

    每一个能完全胜任这一职位的人，都拥有成为将军的能力和潜质。

    只不过营参将与更高的官职，至少在刘承宗的角度上，人选任命的考虑非常复杂，军事才能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虎贲营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刘承宗手上，极为强大的军事人才储备。

    只不过这个人才储备池必须尽快排空，否则军官们的不满情绪会日益严重。

    这次整编野战旅，刚好给了刘狮子一个排空储备池的机会。

    四千军官一日之间官升一级，立刻以极为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第一旅的招兵工作当中。

    他们制定了颇为严格的要求，率先从西安府城外围城的八营人马当中展开选拔。

    这八营人马，兵员素质，鱼龙混杂。

    罗汝才的营兵员来历复杂，基本上就是元帅军的缩影，随打随招，陕北流寇、陇西山贼、康宁奴隶、草原马匪、边军逃兵，应有尽有。

    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能打敢战，在陕北掳掠地主，去康宁抢劫土司，到青海欺负贵族，皇帝佛祖一块打，属于天底下最离经叛道的一帮人。

    蒙古旅的士兵又太纯了，纯到他们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北元汗庭，一大堆北元遗产，就像谢二虎这种把部落名字当成自己大名的有一群，过去从漠南跑到青海的部落旁支，如今反倒成了遗世孤儿，继承大宗。

    算下来反倒是临洮旅这四个营是最为正规的前明军，也受过最多的军事训练。

    四个小营，三个是兰州驻军、临洮卫与河州卫的旗军，一个杨国栋部则是西安府的归附贼兵。

    他们本身旗军居多，军事素质较差；作战经验上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

    最重要的是将领和士兵的心志。

    他们根本没有在元帅府当家的心态，自己就把自己当成外人和仆从军，在刘承宗的号召下作战，热情甚至还不如蒙古兵。

    当然在热情上，临洮旅旗军不如那些出身青海的土默特蒙古兵，也很正常。

    毕竟对临洮旅旗军来说，元帅府是刘承宗手下那帮老边兵的，而敦塔汗国却真真正正是青海蒙古人的。

    他们不过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跟着刘承宗混饭吃而已。

    所以临洮、河州的旗军，不论从什么角度，在元帅府都算当之无愧的弱旅。

    不过眼下，随着关中战役结束，他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正是心气高的时候。

    早前的关中战役，临洮旅先围乾州，再向西驰援，作为偏师夜战滇兵营、延绥营与昌平营。

    那些对手都是远胜临洮旗军的天下强兵，给他们造成极大损失，全凭刘承宗的三大营在侧掠阵，才让他们有支撑下去的勇气。

    当那场战役结束，临洮旅才真正算是完成了卫所旗军向正规军的蜕变。

    后来刘承宗又给他们补充了一些降兵，士兵的军事素养得到很大提升，不过军纪和组织能力方面则又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到如今一听大元帅要组建中枢野战旅，最兴奋的就是那些打了胜仗的旗军。

    对他们来说，临洮旅只是辅助军队，像王文秀、杨耀那两个旅才是元帅府的正规军，而中军的三大营，那是比正规军还高一级的嫡系部队。

    虽说粮饷是一样的，但中军就是中军，人家用的、骑的都比别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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