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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他们的路灯底下也有孔，但是这些孔是有别的用途的，那就是，把麻线穿过这些孔悬挂下来，可以让火焰迅速地传递到灯心。

    至于放进空气的用途，他们好像并没有想到，因此，路灯点了几小时后，伦敦街上已经黯然无光了。

    提起这些改进，使我想起我在伦敦时曾向富特吉尔博士建议的一件事。

    富特吉尔博士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业的一个伟大的创始人。

    我看到在天晴的时候，伦敦的街道是从来没有人扫的，尘土飞扬，任其厚厚地积存下来，一下雨这些尘土就变成了泥浆，满街的泥浆，不堪涉足。

    除了穷人拿着扫帚扫出的一条小道外，试图穿越街道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过了几天后，人们费大力气把泥浆翻起来，倒进敞篷的马车中。

    当马车在路上颠簸时，车身两旁时时会颠出烂泥，飞溅四方，使过往路人苦恼不堪。

    而伦敦市民不扫街道的理由据说是怕尘土飞扬会进入商店和住宅的窗户。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扫街原本花费不了多少时间。

    一天早晨，我在克雷文街寓所的门口，我看见一个穷苦的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扫帚在扫我门前的人行道。

    她看上去苍白瘦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

    我问她是谁雇她来扫街，她说，“谁也没有雇佣我，但是我很穷，我来富人门前扫地，希望他们会给我一点钱。”

    我要她把整条街都扫干净，并且答应付她1先令。

    当时是9点整，12点钟她来要工钱。

    起初我以为她动作迟缓，不可能做得这样快，就派我的仆人去看个究竟。

    仆人很快回来报告说整条街都扫得一干二净，所有的尘土都堆在了路中央的阴沟之中。

    在下次下雨的时候，雨水就可以把尘土冲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阴沟，都会十分干净。

    当时我认为若一个虚弱的妇人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扫完这条街，那么一个强壮的男子或许只需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办到。

    这里让我说明，在这样狭窄的街道中，与其两边靠着人行道各有一个阴沟，不如在街道中间开一条沟来得方便。

    因为当一条街上的雨水从两旁集中到中央时，会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它有足够大的力量冲洗掉路上所积的尘土。

    但是如果把它分为左右两条水路，那水流的力量不足以冲刷干净路上的积土，只能使它接触到的泥土更加稀烂，车轮和马脚就会把它们溅在人行道上，使道路变得泥泞肮脏，有时也会溅在行人身上。

    我曾经向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为更有效地打扫和保持伦敦和韦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洁起见，本人建议雇佣看守若干名，负责在干旱的季节里扫除尘土，在雨季里作刮泥的工作。

    每名看守人负责巡逻几条大街小巷，他们要配置的扫帚和其他清道工具统一放置在固定的场所，以备他们所雇佣的清扫人员工作之用。

    耙集在一起，上午泥土不可堆积在街上，以免被车轮和马足扬起。

    清道人员应备有若干车辆，车身不是高高地装在车轮上，而是应该低低地装在滑盘上。

    车底由格子构成，上铺稻草，以保持倒入的泥浆的水分从车子底部排出。

    除去大量的水，泥浆的重量将大大减轻。

    这种车辆应放置在适当远的地方，泥浆先用手推车运送，而泥车在将泥中水分排干后，用马匹把它们拖走。

    之后我对这个建议的后半部分的可行性有些怀疑，因为有些街道很狭窄，泥车放在那里就不能不占去太多的位置，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还以为那建议的前半部（主张在商店营业前清扫街道运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夏天日子长。

    一天早晨7点钟，我走过伦敦河滨街和佛里特街，看见虽然天已经亮了，太阳已经出来3个多小时了，可是还没有一家店铺开门。

    伦敦的市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觉，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常常抱怨烛税太高，烛价太贵，真有点荒唐啊！

    也许有人以为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叙述。

    虽然在刮风的时候，灰沙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铺是件小事，但是假如他们考虑到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或者店铺受到灰沙的袭击，而且这样的情况时时发生，那他们就会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们也不会妄加指责那些留意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的人来了。

    人类幸福不是由偶然的巨大的机遇带来的而是由每天的时时发生的好事所积累而来的。

    所以说，假如你教会一个贫穷的年轻人怎样修饰自己，怎样保养他的剃刀远比给他1000个金币要好得多。

    这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这些钱总有一天会花光的，只会留下用钱不当的遗憾；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假如他学会了自己修面，他就会逃开时常因等待理发师恶心的剪刀，还有那粗重的呼吸，肮脏的手指所带来的不快，随心所欲地想在哪个高兴的时候做就在哪个时候做，而且器具也是令人感到舒适而又锋利的。

    本着这样的思想，我大胆冒昧地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希望他们能够对我所住的，所热爱的城市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意见，或是对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这样的用处。

    曾经一度我被美洲的邮政总局局长任命为他的审计员管理几个邮政所和几个邮政官员，直到1753年他去世，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一同被英国邮政总局任命继任了他的职位。

    截止到我们上任时，美洲的邮政从来没有给英国邮政总局上缴过利润。

    假如我们能够创造利润，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六百英镑作为我们的年薪，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一系列改进的工作就必须要做了，有些开支开始又是不可避免的要花很多钱，所以在最初的4年里，英国邮政总局欠我们900镑。

    但是不久都还清了；在我被一个行为怪诞的英国政府的大臣错误地卸职之前，在以后的文章里我还会提到此事，我们已经使得它给英国政府创造了比爱尔兰最高峰时的邮政收入还多3倍的纯利润。

    自从那次错误的解职后，他们再也没从美洲邮政局收到过一个子儿。

    这年，邮政局的事情给了我一个去新英格兰旅行的机遇。

    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出于他们的好意，授予了我一个文学硕士的学位。

    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曾经也授予了一个同样的学位给我，因此，虽然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是我凭着我的自学还是分享了大学的荣誉。

    他们也是由于我在自然学科中对电学方面的发现和成绩而授予我荣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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