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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会群体中的成员表现出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特征——他们的意见的简洁化——他们易受暗示，但有局限性——他们始终不变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优柔寡断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获得名望的原因——他们是议会真正的主人——他们施展出来的绝对力量——演说艺术的要点——没有名望的演讲者劳而无功——议会成员的感情夸张——国民公会的实例——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专家在技术性问题上的影响——议会制度的优势和危险——迎合时代需要，但会造成财政浪费和对自由的限制——结论。

    我们在议会中发现了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实例。尽管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会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有极大不同，但是它们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人们能够感受到种族的影响力可以削弱或是强化了群体的普遍特征，但并不会妨碍它们的表现。存在差异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进行辩论和投票中都体现出很多相似之处，这让各自的政府面临同样的难题。

    然而，议会制度象征着所有现代的、有文化修养的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人们观念的反映，也就是说在某一种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群人更能够对一个既定的话题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这种观念虽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极其荒谬的，却得到普遍的认可。

    我们在议会中也能发现群体的普遍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压倒性作用。然而，由于其特殊的构成，它们也带来了一些颇具特色的表现，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简短的说明。

    意见的简单化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都会拥有这种亘古不变的倾向，即通过最简单的抽象原理和适用于所有案例的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抽象原则会随着党派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就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会尽最大的可能贯彻它们。因此，议会尤其会代表极端意见。

    议会所特有的非常朴实的简单意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最为完美的实例。他们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他们的大脑里装满了十分模糊的普遍性观念，他们忙于贯彻一成不变的原则，不考虑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在谈论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在没有亲眼见证的情况下，经历了一次革命。在一些引导着他们的非常简单的教条的帮助下，他们幻想着能够将社会从高到低重新塑造一次，但结果是，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衰落到社会进化更加早期的阶段。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寻求的方法，与绝对质朴的人有着极其相似的特点。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摧毁了所有挡住他们去路的障碍。他们无论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都受到了同样的精神的鼓舞。

    议会群体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而且在所有群体的事例当中，那些暗示都是来自拥有名望的领袖。但是议会群体这种易受暗示的特点，还有着明确的界限，将这一点提出来非常重要。

    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里的任何成员都持有一成不变的意见，所有论证都无法撼动它。例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有关的问题上，即便有着狄摩西尼的天分，也无力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由这些选民在投票的时间到来之前就发出的暗示，完全可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取消的建议，维护意见的绝对稳定。

    关于普遍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征收一种赋税等——就不会有任何一成不变的意见了，领袖的建议可以发挥作用，尽管它与普遍群体中的方式不太一样。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但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时常会发现自己处于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所以优柔寡断是不可避免的。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能看见他在15分钟之内就会做出完全对立的投票，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令其被撤销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的选择和开除工人的权利，而后又增加一条差点撤销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相同的理由，每一届议会都会有一些极其稳定的意见和一些特别容易改变的意见。从整体上来讲，普遍性的问题数量更多，所以，在议会当中优柔寡断的态度总是处于主导的地位——之所以优柔寡断，是因为它永远留存着对选民的恐惧，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建议都是非常隐秘的，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但是，在那些数不胜数的辩论之中，当涉及的问题议员们没有预先形成强烈的先入之见时，领袖依旧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如果形成群体的人没有领袖，他们将会一事无成，所以通常来说，议会中的投票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只局限于非常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望。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道因为什么情况失去名望，他们的影响力也会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是属于个人的，独立于那些头衔或名声。谈及这一事实，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的赫赫有名的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实例：

    在两个月以前，路易?拿破仑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现在却无足轻重了。

    维克多?雨果走上了讲台，但并未取得成功。人们倾听他讲话，就如同倾听皮阿讲话一样，不过他没有获得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的想法”，在谈到皮阿时，沃拉贝勒跟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虽然基内拥有着超凡的智慧，天资聪颖，却得不到别人的重视。在议会开始之前，他的确有些小名气，但在议会的进程当中，他却是个无名小卒。

    能够对天资聪颖的人表示漠不关心的，必定是政治集会。它们只会去留意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能够帮助党派进行辩论，并不在乎它是否有利于国家。若想要得到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仰慕，需要急迫而无法撼动的利益激励才行。只要危险消失得无影无踪，议会就会马上忘记它的感激和遭受到的惊吓。

    我援引上面这些话，是因为包含着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种种解释，其中并没有谈及多少心理学的知识。群体但凡服从于领袖，不管是党派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都会迅速失去自身的特性。服从领袖的群体会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之下，这种服从完全不受任何的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赫赫有名的众议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他的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之前的那次竞选当中，出于一些财政方面的问题被其他竞选者打败，这件事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只需做出一个手势，内阁就会被推翻。一位作家用下面的几句话阐述了他的影响力的作用范围：

    说到这位m先生，他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平时的三倍之多，主要是因为他，我们在马达加斯加长时间都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我们失去了在占领埃及的时候所拥有的那种压倒性的优势。m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的灾难更为巨大。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挖苦和讽刺受到质疑的领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归因于他遵从大众的意见，而这种大众的意见在殖民地的事务上，并没有超越之前的水平。领袖极少能够走在大众意见的前面，他所做的一切总是为了顺应大众的意见，因此会助长这些意见当中的所有错误。

    我们所讨论的关于领袖进行说服的方法，除了他们自身的名望之外，还包括我们已经列举过很多次的因素。为了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这些手段，一个领袖必须做到对群体的心理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清楚应该如何跟他们谈话。并且提醒他，要特别去了解语言、套话以及形象所产生的神奇力量。他应该拥有一种特殊的表述能力，它包括强有力的断言——卸去证据的包袱——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并且伴随有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证。在所有的议会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种辩才，当然也包括英国议会，尽管它是所有议会当中最严肃的。英国哲学家梅因说，

    在下议院的辩论中，我们往往能够看到辩论的全部内容只不过是软弱的大话和暴躁的个人之间的猛烈对峙而已。这种具有普遍性模式的表述会给一个纯粹的民主想象施加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的话语表达出来的普遍断言是非常容易的，即使它从未得到过验证，或许也不存在被验证的可能性了。

    关于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惊人的话语”，不管我们怎么说它都不为过。在不同的场合下，我们已经数次谈及话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挑选上，必须以能够激发出生动的形象为基准。下面这段话节选自我们一位议员领袖的演讲，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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