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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将上文一笔折到，辞气极为骏快。”

    同学一首别子固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1，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2，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3；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4，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5。正之盖亦尝云尔。夫安驱徐行，6中庸之庭，而造7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8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9，私有系10，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注】

    1子固：即曾巩。江西南丰人，唐宋八大家之一。2正之：孙侔，为文奇古，终身不仕。3辞：言辞，指书信。币：相互赠送的礼物。4淮南：淮南路，宋治所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市）。5扳：挽引。6（lìn吝）：指车轮辗过。7造：造访。8从事于左右：指跟随在曾巩、孙侔两人身边。这是自谦的话。9守：职责。守有约束之意。10系：牵系，牵累。

    本文是一篇赠序，约作于庆历三年（1043），是作者早年的作品。子固，是曾巩的字。曾巩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作者同正值风华正茂，两人又同是江西人。题目中的“同学”一词，字面意思虽然可以解作“共同学习”，可它的真正意思是“共同学习圣人”。抒写朋友间相警相慰、互勉互励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

    本文的重点是谈论“贤人”的问题和吏治的改革，自然要进贤黜邪。这里的“贤人”，与欧阳修《朋党论》中的“君子”，是同一类人，都是一些敢于“矫世变俗之志士”。

    文首说“江之南有贤人焉”，即称赞他的两位友人曾巩和孙侔，就是两个君子式的贤人。一则照应问题，二则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贤人来带动全篇。

    虽然“未尝相过”，没有亲密的交往；“未尝相语”，没有常常在一起交谈；“辞币未尝相接”，没有书信和礼物往还，但彼此的言行却如此相似，都同学圣人以为榜样，也都是道德君子，彼此“正于道”而不相疑。他们也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其师若友”，以共同改革社会、改革朝政的理想为基础的。在这里，作者写曾、孙二人，其实也是在写自己。

    行文至第三段落，才触及本题，强调“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提出了自己的做人处事标准，即中庸之道。以期望他和曾、孙二人，能够以这个标准互相帮助，互相提高。末句“愿从事于左右”，虽是作者自谦的话，然亦表达了对友人发自内心的仰慕之情。

    最后一段，作者感慨说不能和曾巩经常在一起，互相切磋文章，由此而感到遗憾和失落。“以相警，且相慰云”，“相警”“相慰”四个字，道出了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升华了主题。可以想象，两个人的友谊是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世俗的杂质。这种友谊不会因为时间而淡化，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有所松弛，无限离别意，尽在不言中。

    在写作手法上，本文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由小及大，收放自如。这种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正是王安石作品的魅力所在。

    后人评论

    《宋史》：“（王）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1，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2，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3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注】

    1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之公子，以好客养士而著称。《孟尝君传》即《史记?孟尝君列传》。2特：但，只。鸡鸣狗盗：孟尝君出使秦国，被囚。有门客装狗，盗得狐白裘献给秦王宠姬，宠姬劝秦王释放孟尝君。孟尝君连夜逃至函谷关，天未亮，关门未开，又有门客学鸡叫，骗开关门，才逃回齐国。3擅：依靠，凭借。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他养士数千人，成为齐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士人也因为他待人“无分贵贱”而乐意归附他，孟尝君被困于秦国时，最终依赖这些擅长鸡鸣狗盗的士人，从虎豹般的秦国脱身。司马迁都不禁概括说：“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传矣。”

    而王安石在读《史记?孟尝君传》之后，就写下一篇与众不同的读后感，全文仅90字，却被誉为“千秋绝调”。这篇《读孟尝君传》是一篇驳论文，它所要反驳的，就是人们都认可的“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一开头就直奔主题，而后用两句话非常简括地点出了传统看法的主要内容，作为自己驳论的靶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士以故归之”，这是“能得土”的因果关系。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又是“能得士”“士归之”的结果。简简单单的三句话，把《孟尝君列传》中一大段记叙文字的内容都全部概括进去，且每一句都彼此连接，非常简练，也非常紧凑。三句话中的“得士”“士归”“脱秦”在后面都有照应，也都是批驳的对象，可谓语无虚设，甚至连“虎豹”这样的形容性词语，后面也自有照应。

    铺垫充足以后，作者紧接着用“嗟乎”这个感叹语作转折，马上提出了一个与“孟尝君能得士”针锋相对的论断：“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土？”不仅一反世人的敬仰之情，还给号称最能得士的孟尝君戴上一顶“鸡鸣狗盗之雄”的帽子。这个针锋相对的论断由于跟传统看法完全对立，看似极为荒唐，不可思议，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但接下来，王安石并不从正面去论证自己提出的这个论断。因为倘若费力地论证孟尝君非得士之人，并不能证明他得的是“鸡鸣狗盗”之人，因为他也网罗了像冯谖这样的人才。于是王安石紧紧抓住“不足以言得士”这个中心论题，巧妙地从反面加以推论：“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这是直接反驳上文的“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于是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在作者心目中，所谓“士”，绝非“鸡鸣狗盗之徒”，而是“国士”，是有大智大谋能为帝王师的高级人才，是像兴商的伊尹、兴周的吕望、兴汉的张良这种兴邦定国之材。有了这样的人才，再加上齐国据有的强大国力，就可以南面称王，制服虎豹之秦，哪里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这一反问，咄咄逼人，又理直气壮。

    这个历史事实正可以从反面证明孟尝君并未得士，并未得到像管仲那样辅佐桓公成霸业的士，更不用说辅佐武王成王业的吕望那样的士了。“鸡”“狗”与“虎豹”的对照，颇含深意：孟尝君非得士之人，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而已，而贤明之士是指治国安邦的人，正因为孟尝君门下尽是一些只懂雕虫小技之士，所以真正的贤明之士是不肯投靠他的，观点有新意，其实这里就已涉及到了人才的标准问题。

    行文至此，已将孟尝君“岂足以言得士”的论断论证得很有力了，但作者抓住孟尝君用鸡鸣狗盗之徒之力这件事又翻进一层：“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更是发聋振聩之论，是直接反驳“士以故归之”这个论断的。因为，孟尝君一旦收了鸡鸣狗盗之徒，真正的国士就会认为他根本不重士。因为士不仅羞于与此辈为伍，更是因为他们从搜罗任用鸡鸣狗盗之徒这件事上，看到了主人之不能成大事。说明孟尝君之所以不得真正的国士，恰恰是由于他搜罗了鸡鸣狗盗之徒。通过这一层的反驳，作者无不惋惜地发出感慨说：“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一声悲叹结束全篇，可谓是余音绕梁，令人回味无穷。

    后人评论

    沈德潜：“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卷三十）书李文公1集后

    文公非2董子作《仕不遇赋》，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而孔子亦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3，吾已矣夫!”盖叹不遇也。文公论高如此，及观于史，一不得职，则诋审相以自快。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虽然，彼宰相名实固有辩4。彼诚小人也，则文公之发，为不忍于小人可也。为史者，独安取其怒之以失职耶？世之浅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5，以为触宰相以近祸6，非以其私，则莫为也。夫文公之好恶，盖所谓皆过其分者耳。

    方其不信于天下，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盖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后已。士之废兴，彼各有命。身非王公丈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为贤，仆仆然{7}忘其身之劳也，岂所谓知命者耶!《记》日：“道之不行，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过，抑其所以为贤欤!

    【注】

    1李文公集：唐李翱撰。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甘肃秦安东）人，曾从韩愈学古文。2非：责难。3凤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河不出图：传说在上古伏羲氏时代，黄河中有龙马背负八卦图而出。凤鸟至、河出图，被古人看做是圣人受命而王的先兆。4名实：外在的名和内在的实际。辩：通“辨”，指不同、区别。5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即俗话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利心，功利之心。量，度量。6近祸：招惹灾祸。7仆仆然：奔走劳顿之状。出自《礼记?中庸》。

    本篇是作者读《李文公集》后写的一篇书后，李文公即李翱，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书后”是一种文体，近似于跋，但形式和内容更加自由。本文题为《书李文公集后》，但并没有对李翱文集内容作任何评述，而是对李翱的人品作了辨析，描绘李翱是“以推贤进善为急”，赞颂他好恶分明的个性和求贤若渴的高尚品德。

    文章第一段先从李翱非难董仲舒作《仕不遇赋》谈起，分析了李翱对“不遇”的见解并表达自己的看法。董仲舒曾作《仕不遇赋》，抒发文人不遇明主的牢骚。李翱对董仲舒的怨怼态度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有失大儒风度，劝他应该通达地看待自身之穷达，不应“自待不厚”，大发牢骚。这样一来，文章给读者引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李翱本人对不遇的见解和史书所载他的行为并不一致。行文至此，让人以为作者似乎是在批评李翱的言行不一。其实这些叙述只是一个引子，只是想用李翱言语与行动的矛盾来引发读者的思考和阅读的兴趣。

    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剖析了李翱言语与行动产生不一致的原因及该如何看待这种不一致性。他指出：“今吾于人，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就是说观察一个人，不能只听他的言论，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接下来本着这种原则，作者对李翱抵触宰相一事作了剖析：宰相李逢吉的名声与实际有可挑剔的地方，李翱的愤怒是因为“不忍于小人”而发的。并且，李翱“一不得职，则诋宰相以自快”，把一个嬉笑怒骂、有血有肉的李翱勾勒出来。著史者不能深察李翱发怒的深层原因，而仅仅记述其发怒行为，就是失职。

    至此，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世上浅薄的人往往喜欢“以其利心量君子”，认为抵触宰相会招惹祸害，因此推测李翱是因为私人恩怨才抵触宰相的。这既批判了世人的推测，也为后文褒扬李翱埋下伏笔。

    文章后半部分主要写李翱的好恶“皆过其分”，寓褒于贬。转入作者此文的正题，热烈赞扬李翱是“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乃至于“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甚至为了能够推举贤能，不惧东奔西走，“仆仆然忘其身之劳”。于是，一个爱才、求才、任才、爱才的爱憎分明的官员形象便展示在世人面前，与前文的贬低形成鲜明对比，让世人顿悟，原来这都是李翱的本性使然，而非是人们私下猜测的那样。

    从剖析缺点开始，到肯定赞誉为止。欲扬先抑，先抑后扬，更显其扬起。不但使得行文曲折有致，而且巧妙表达了作者的歌颂之情，对李翱的赞美之意溢于言表。篇幅虽然短小，却波澜起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后人评论

    刘熙载：“半山文瘦硬通神，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等简贵。”（《艺概》）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1：昨日蒙教2。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3，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4多异故也。虽欲强聒5，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6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7、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8，难壬人9，不为拒谏。至于怨诽10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11}？盘庚{12}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13}至。

    【注】

    1某启：古时书信开头格式。某，是人名的代字，为了简便，起草写作“某”。此处意思是：“安石陈述。”2蒙教：承受教诲。这是收到司马光的来信《与王介甫书》的客气话。3君实：司马光的字。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游处：同游共处，指朋友往来交好。4所操之术：指彼此所主张的政治上的一些做法。操，持。术，方法、手段、策略。5强聒（guo郭）：勉强说给人听。聒，喧扰，嘈杂。6反复：指书信往来答辩。7侵官：侵犯原来官吏的职权。8辟邪说：批驳错误言论。9难壬人：斥责巧言献媚的奸佞之徒。10怨诽：抱怨和诽谤。{11}汹汹然：大吵大闹的样子。{12}盘庚之迁：盘庚是殷代的中兴之君，他即位后，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亳之殷地（今河南安阳），曾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埋怨。{13}向往之至：指仰慕到极点。此处是恭维的话。

    自古以来，一些力图富国强兵的变法，往往都会遭到传统势力的阻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针对北宋王朝存在的弊政，提出变法主张，在理财、整军两大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却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二年，当时任翰林学士、右谏大夫的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六百多字的长信，列举新法的种种弊端，要王安石放弃新法，恢复旧制。

    面对反对者的兴师问罪，王安石用这三百多字的短信回敬了司马光，简洁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错误的保守观点，并表示了自己革新政治的坚定立场与决心。文章写得言简意赅，谨严锐利，表现了王安石一向雄健、慎密的论说文风格。

    全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交代写信的原因，言语委婉有致；接着进行合情合理的辩驳，有理有据，层层深入；最后表明态度，不失赠答之礼。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第一部分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作者因与司马光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首先交代两点：一是在私交上，自己与司马光是“游处相好之日久”的朋友，司马光对待自己也是“视遇厚”，他们相识、相交多年，互相敬慕，彼此尊重，私人之间不存在矛盾、恩怨。二是在政治主张上，自己与司马光却有着原则性分歧，即“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这种政见的不合是不可调和的，不是几封信就能解决的。所以作者说：“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第二部分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本文中间一段，针对司马光来信所提主要论点加以驳复，是信的主体部分。作者每下一语，都能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文章笔锋犀利，语势劲健，作者决不引咎自责，表现出对实行新法抱着极大的信心。作者首先提出辩论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先把名义和实际关系弄明确，是非自然清楚。司马光在信中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项。于是，作者连用了四个“不为”的排比句式，摆事实、讲道理，将这几个罪名一一逐条申辩，说：“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作者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一一正名，使得司马光所加的每一个罪名都不符合实际，不能成立。

    第三部分，作者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想让我从此不要做这些事儿，墨守前人的所作所为，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最后一部分是书信常规的结束语。

    王安石这封信，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歪曲和诽谤，揭露了顽固派的腐朽本质和守旧面目，表现了王安石把变法运动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后人评论

    吴汝纶：“固由傲兀性成，究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古文辞类纂》卷三十）答曾子固书

    某启：久以疾病不为问1，岂胜2向往！前书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及之。连得书，疑某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乱俗3。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

    然世之不见全经4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5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6、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7，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8故也。杨雄9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而墨、晏、邹、庄、申、韩10，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11}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

    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12}，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万福{13}。自爱。

    【注】

    1不为问：没有写信问候。2岂胜：怎么能够禁受住。此处是夸张的说法。3乱俗：迷惑世人，败乱风俗。4全经：指经典的全貌。5百家诸子：指先秦至汉初各种学术流派的著述。6《难经》《素问》《本草》：都是古代的医药书。7女工：当时指从事手工劳动的妇女。8不足以尽圣人：不足以全面准确了解圣人的思想。9扬雄：字子云，西汉儒家学者。10墨、晏、邹、庄、申、韩：墨，指墨翟，战国鲁人，墨家创始人，著有《墨子》。晏：指晏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后人搜集他的言行，编有《晏子春秋》。邹，指邹衍，战国齐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著有《邹子》。庄，指庄周，战国宋人，道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庄子》。申，申不害，战国郑人，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著有《申子》。韩，指韩非子，战国韩人，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11}异学：异端之学，指儒家以外的其他学说。{12}以言相尚：以言语相互推崇、吹捧。{13}比日侍奉万福：当时写信给有父母的人的客套话，意思是祝您的父母近日健康。

    曾子固，即曾巩。他与王安石从年轻时开始交往，两人交谊甚厚，彼此书信来往很多。中年以后，由于两人对推行新法观点不同，思想出现分歧。曾巩的政治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对王安石的新法有所非议。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就读经方法的问题，反驳了曾子固对自己的指责，谈了自己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首先，作者提出自己“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的治学之道。

    然后，王安石从理论上对这样做的必要性作了论证。后世之人，与先王所处时代不同，不广泛阅读，不全面调查研究，就不能全面了解圣人之旨。又举例证明，即使是“不好非圣人之书”的古代大儒扬雄，对于诸子百家著作也是无所不读的。作者对此进一步分析说，读书要首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其他学说有所取舍，这样异端学说就难以扰乱自己的思想体系。此段的巧妙之处是，表面看是作者在自说自话，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其实含有间接反驳曾子固批评的意思。既然仅仅读经不足以知经，既然只要能够以儒为本，读书时有所取舍，自己就不会为异学所乱，那么，读佛经也没有什么害处。行文至此，曾子固“佛经乱俗”的批评不攻自破。

    到了第三段，作者才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进一步为自己辩论说，“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没功名利欲之中，没有用儒家的思想加强自身修养。所以，曾子固提出的“佛经乱俗”之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作者在反驳过程中的用语把握十分准确，既态度明确，批评了曾子固对自己的误解，又用猜测的语气，委婉批评了曾子固只读经的做法，很有分寸。

    相对于给司马光的回信，本文虽然篇幅短小，但却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从局部来看，第二段论述自己治学之道，既摆事实又讲道理，层层深入，把道理说得很透彻。从全篇来看，作者在论述自己治学方法的同时，自然驳倒了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上独尊儒术死读儒家经典思潮和只凭主观臆想不注重调查研究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回击，而他所倡导的注重调查、全面学习的方法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后人评论

    吴闿（kai凯）生：“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韩轨，其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均至阃（kǔn困）奥……”（《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答钱公辅1学士书

    比蒙以铭文见属2，足下于世为闻人3，力足以得显者铭父母，乃以属于不腆4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5。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6，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

    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7也。足下虽多闻，要与识者讲之。如得甲科8为通判，通判之署9，有池台竹林之胜，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而必欲书之乎？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10，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太夫人能异于闾巷之士，而与天下有识同，此其所以为贤而宜铭者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七孙业文{11}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诸不具道{12}，计足下当与有识者讲之。南去{13}愈远，君子惟慎爱自重。

    【注】

    1钱公辅：字君倚，常州武进（今属江苏）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仁宗时为太常丞、集贤校理，曾通判越州。其时（至和二年，1055）带有集贤院学士衔。2蒙：敬词，承蒙。属：同“嘱”，委托。3闻人：有名望的人。4腆（tian舔）：美好。5增损：增加或者减少，此指修改。6见还：将原文退回来。7立：建立，指家庙，即宗族祠堂。8甲科：科举考试的第一等。9通判：官名。在州府设置，地位略次于知府、知州，与地方长官共同处理政务，而且还有监察官吏的实权。署：官署，官员办公的地方。10市井小人：普通老百姓。市井，街市，旧时交易的地方。{11}业文：以文为业，都是学习写文章的人。{12}诸不具道：种种不一一细说。{13}南去：指钱公辅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任通判，地在北宋首都汴京之南，而作者写此文时在京任群牧判官。

    这是一篇书信体的作品，作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王安石当时在朝中任群牧判官。古代书信体的作品，有不少名篇，风格多样，这一篇是长于说理的佳作。

    之前，朝中同僚钱公辅请王安石为他去世的母亲永安县太君蒋氏作墓志铭，王安石答应了。但墓志铭写好给钱公辅后，却收到钱的一封来信，认为“未副所欲”，即不符合钱家的要求，希望“有所增损”，对内容进行适当修改。这很出乎王安石的意外。他不愿意改动，要求将自己起草的墓志铭退回。为此，还特地写了这封信予以正面答复，就是本文的《答钱公辅学士书》。

    文章第一段用以介绍具体的情况，说明复信的原因。对方希望能够有所修改，但是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认为“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对方看不上，那么只有请对方将原文送回，另请高明撰写。在这里，作者的态度是认真而严肃的，无可动摇也不可调和的。

    接下来的第二段中继续申说“不可改”的几条理由。第一，“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也”。意思是说，像太常丞、集贤校理这样的小官是不能立家庙的，只能是“祭如寝”。所以，即使以蒋氏丈夫钱冶而论，也才是“赠兵部员外郎”的职务，同样不符合立庙的标准。故而，均不能写进墓志铭里去。

    第二，钱公辅有五个儿子，但还有公谅、公谨（官郑州新郑尉）、公仪、公佐四人的官衔均不值得写进去，七个孙子尚还年幼，“贤不肖未可知”，也不宜列名。如果长大了，“业文有可道”，当然可以增加。至于“通判之署”，有“池台竹林之胜”，风景虽美，也不值得写进先人墓志铭中来夸耀。这明确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重道轻俗，认为钱公辅口口声声要增加的东西都是俗不可耐的。

    后文里的“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就是间接讽刺说一个人官有多大，庙有多富丽堂皇，官署有多美丽，都是次要的，如果斤斤于此，足以说明为人之俗，视野之窄。

    第三，作者在墓志铭中强调的恰恰是钱母蒋氏的高贵品德（即儒道），“自其嫁至于老，中馈之事亲之惟谨（亲自下厨房），自其老至于没（去世），纫缝之劳（亲手操持缝补之事）犹不废”。描绘了一位一生孝顺、勤劳、吃苦、公正、谨慎的古代妻子，处处体现出她的奉献精神。这是应该铭记却被钱公辅而忽略的，也是作者认为不应该的地方。

    这封信虽然没有表达什么高远的志向，但是凸显了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就是利用先人的功名来追求名利是十分低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后人评论

    唐顺之：“语甚切直，可以裁谀墓者。”（《文编》卷四十八）芝阁记

    祥符1时，封泰山2以文天下之平3，四方以芝4来告者万数。其大吏，则天子赐书以宠嘉5之，小吏若民，辄锡6金帛。方是时，希世7有力之大臣，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缘狙杙8，以上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谷，分崩裂绝，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间，盖几于尽矣。

    至今上即位，谦让不德9。自大臣不敢言封禅，诏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纳。于是神奇之产，销藏委翳10于蒿藜榛莽{11}之间，而山农野老不复知其为瑞也。则知因一时之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俗，况于行先王之治哉？

    太丘{12}陈君，学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识其为芝，惜其可献而莫售{13}也，故阁于其居之东偏，掇{14}取而藏之。盖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贵于天子，或贵于士，或辱{15}于凡民，夫岂不以时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贵贱，而卒所以贵贱者，何以异哉？此予之所以叹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记。

    【注】

    1祥符：全称为“大中祥符”，为北宋真宗赵恒年号。2封泰山：是指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在泰山下的梁父山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封：封禅，指历代帝王封泰山的祭天地的典礼。3文天下之平：保佑天下太平。文，文饰，粉饰。平，平安。4芝：灵芝草，一种菌类植物，旧时称为祥瑞。5宠嘉：恩宠嘉奖。6锡：同“赐”，赐予。7希世：迎合世俗。8狙（jū居）杙（yì亦）：像猿猴一样攀援。杙，小木桩。9不德：不认为自己有德。10委翳（yì亦）：丢弃和遮蔽。{11}蒿藜榛（zhēn真）莽：泛指深山老林、草木丛生之处。榛，一种落叶乔木。{12}太丘：古县名，一作泰丘、敬丘，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13}莫售：无法实现。售，达成某种希望。{14}掇（duo多）取：拾取，摘取。{15}辱：忽视，轻视。

    这篇杂记写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当时作者33岁，正担任舒州殿中丞通判。芝阁，顾名思义应是收藏灵芝的楼阁。本文是作者为文中好奇之士陈君筑阁藏灵芝而写的碑记。陈是作者的友人，一个好文而爱奇的人。他偶然在自己的庭院里发现了一棵灵芝草，当然非常高兴，就特意在住宅偏东处建了一座楼阁，并将灵芝摘来收藏在楼阁上面，将它命名为芝阁，特意请作者写一篇记。

    作者首先回顾往事，揭露和批评宋真宗祥符年间，朝野以灵芝为祥瑞，一时上上下下穷搜远采，致使九州四海之间，灵芝“盖几于尽矣”。接着，表扬“今上（宋仁宗赵祯）即位，谦让不德”，故而大臣们不敢言封禅、告祥瑞，因此才能求得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即使是山农野老，都不识灵芝为何物，更加用不着攀岩入谷，四处寻求。作者感叹当时民风淳朴，也暗含了对君王不因为自己一时的好恶，让老百姓疲于奔命的需求。因为一旦连天下的风俗也改变了，百姓将难以安居乐业，就更不用说推行“先王之治”了。

    然后，作者正面点出陈君因庭院发现灵芝而建芝阁的事，指出这件事情是因为好奇，而不是将灵芝作为祥瑞上献报功，然后有所感慨，“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贵贱，而卒所以贵贱者，何以异哉？”也就是天下有道之士虽然坚守自己的操守，并不希望因“贵贱”而被驱使，但最终的遭际，却往往有天壤之别，与这灵芝又有什么区别呢!

    本文重在议论，议论又以今昔对比之法，由大及小，从抽象到具体，写得简练从容。作者巧妙借灵芝之题，表达自己的感慨：士人如灵芝，进退荣辱皆取决于时运，侧面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郁结之情。

    后人评论

    沈德潜：“峭而折，用意多在题外。”（《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游褒禅山记

    褒禅山1亦谓之华山。唐浮图2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3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4，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5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6，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7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8，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9而无不在10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11}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12}，而无物以相之{13}，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予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14}，长乐王回深父，予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注】

    1褒禅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十五里。旧名华山，有起云峰、龙洞等名胜。2“唐浮图”句：唐代僧人慧褒开始在此筑舍居住。浮图，这里指僧人。3褒之庐冢：这里是慧褒生前居住和死后安葬的地方。4漫灭：模糊不清。5音谬：发音错误。6窈然：幽深的样子。7怠：懈怠，怠惰。8则或咎其欲出者：就有人责怪那个提出要出洞的人。9求思之深：探求思考的深广。10无不在：指世间事物无不在其思考观察的范围之内。{11}随以止：随人而中止。{12}幽暗昏惑：幽深昏暗而令人迷惑。{13}无物以相之：没有外物来帮助自己。相，佐助，扶持。{14}庐陵：今江西吉安。萧君圭君玉：萧君圭，字君。

    这一篇游记写于至和元年（1054）七月，当时作者年34岁，正在通判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这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社会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文采斐然，字字珠玑，诸如“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更成为世人常用的名言。

    文章前两段记游山所见的景物和经过，是记叙部分。文章紧扣题目，以“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起头，点明作者所游的地方是“褒禅山”，以及这座山的另一个名称“华山”。然后略述前洞和后洞的概况，突出前洞与后洞迥然不同的环境特征，以及游前洞之易与游后洞之难，揭示一般游人就易避难的心理，为后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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