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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里人为什么瞧不起乡下人呢？那就是乡下人的儿子永远是乡巴佬，只能在乡下种田；而城里人的儿子不仅可以继承城里人的身份，还可以顶替老子获得一个正式的铁饭碗。这是血统分类后的强制性身份认证。周克武在他老子五十二岁那年，结束了东游西逛的浪荡生涯，顶替父亲周天虎的岗位，成了县煤建公司的国家正式职工，周克武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铁饭碗搂到了怀里，这只铁饭碗可以把乡下所有美女都装进去，像装进去了一道特色菜，供他任意品尝玩味。然而周家的风水早就坏了，提前退休的周天虎被儿子顶掉了性命，他在周克武上班两年后的一个秋天的夜里死于一次强奸未遂的案子中，周天虎蹿入河西巷准备强奸何老六家傻女儿时被何家人逮了个现行，何家人用麻绳将周天虎捆扎结实后扔到了白塔河里。周克武母亲在周天虎死后，脑子出了问题，过了一段日子，就疯了。煤建公司的院子里好几年都没见着周克武母亲的人影，有人说她回东北老家了，也有人说她死了。反正不见了，周克武对母亲消失的态度是，活着我认，死了我也没办法。周克武和刘玉芬现在住的三间平房就是当年父母留下的。

    周克武被执勤队抓了后，交代了自己偷煤球已有八个年头，偷了多少，他也记不清了。煤建公司上下很头疼，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把周克武交给公安机关，也有少数人的意见是周克武一坐牢，家里怎么办？小孩刚出生，老婆是乡下的，又没工作，是不是给他个“开除留用，以观后效”？煤建公司党委书记杨石拍响了桌子：“不将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送进牢里，公司永远树不了正气！”

    就在公司党委决定第二天将周克武移交公安机关的前一天晚上，周克武叫刘玉芬跟他一起去杨石书记家求情，刘玉芬不想去，她说：“脸都丢尽了，还怎么求情？”刘玉芬自从知道周克武偷煤后，又羞又气，一连几天都不敢出门，她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周克武偷煤的同伙，偷煤这么久，她能不知道？就是跳进高邮湖也洗不清自己。

    周克武很不耐烦地说：“抱上周洋，现在就去，我们一家三口给杨书记跪下，求他不要送我去坐牢！”刘玉芬身子没动，她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儿子：“要是杨书记不答应呢？”周克武吐掉了嘴里的烟头，从怀里抽出一把雪亮的杀猪刀：“要是不答应，我就把他一家全杀了。我爸当年在码头上混的时候，杀人跟杀鱼一样轻松，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刘玉芬被周克武的歇斯底里吓傻了，所以说出来的话就没经过大脑过滤：“我不去，我又没偷煤，我不想给杨书记下跪，要跪你一个人去跪。”

    歇了半年没打老婆的周克武驾轻就熟地将刘玉芬拎起来，甩手两巴掌狠狠地抽在刘玉芬的脸上：“我他妈的不娶你这个乡巴佬，我用得着吃那么大的苦头去偷煤球吗？你吃我的、喝我的，还敢跟我犟嘴。”周克武将刀顶在刘玉芬的脖子上，“我他妈先把你宰了，然后再把儿子宰了，你看我敢不敢？”

    刘玉芬真怕儿子被他一刀捅了，她连忙哭着答应：“我去，我都答应你还不行吗？”

    杨书记家就住在煤建公司宿舍大院的东南角，周克武拖家带口敲开杨书记家门的时候，杨书记愣住了，他问周克武：“你这是干什么？”

    周克武和怀里抱着孩子的刘玉芬一家三口扑通跪在杨书记面前，刘玉芬按着周克武导演的台词，哭诉着：“杨书记，都是我的错，我要不是一个乡下吃闲饭的女人，我要不是没有工作，周克武就不会犯错误。杨书记，是我叫周克武去偷的，你就把我抓去坐牢吧！周克武坐牢没工资了，小孩就要饿死的。杨书记，求求你了！”刘玉芬声泪俱下，号啕大哭。

    怀里的儿子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母女俩的哭声高低错落，相互呼应。

    杨书记拉起跪着的一家三口，很怀疑地问刘玉芬：“是你叫周克武去偷的？”

    刘玉芬抹着眼泪拼命地点着头。

    周克武大声说：“杨书记问你话呢，你说呀！”

    刘玉芬对杨书记说：“是我逼着周克武去偷的，我愿意去坐牢。”

    杨书记退休在家的妻子数落着刘玉芬说：“你们乡下来的女人，要懂城里的规矩，不能见了东西就想拿，更不能逼自己的男人去拿。不是拿，是偷。”

    刘玉芬含着泪拼命点着头。

    杨书记妻子说周克武的女人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你就放她一马算了，要是让她坐牢，小孩怎么办？这小孩怪可怜的。杨书记终于答应明天不移交公安机关了，但内部怎么处理，公司党委还要开会研究。周克武、刘玉芬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杨石对妻子说了一句：“他今天说是老婆逼他去偷的，明天会说是六个月大的儿子用刀逼他去偷的。一个单位遇到周克武这样的职工，全单位的人上辈子都作了孽。”

    走出杨书记家的门，刘玉芬像发了疯似的拽住周克武的袖口，声嘶力竭地号哭着：“周克武，你拿刀杀了我吧，我求求你了，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

    8

    周克武没有被移交公安机关，刘玉芬当然也没去坐牢。公司给周克武处分的初步意见是“留职察看一年，退还偷盗的煤球款一千八百六十块钱”，周克武听说后，提着杀猪刀冲进公司党委办公室，正在开会的杨书记等党委班子成员看到周克武要行凶，迅速起身抱起屁股下坐着的木椅当盾牌，他们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只有一把手杨书记比别人要镇静得多，他大声呵斥着：“周克武，你想干什么！”周克武扬起杀猪刀：“我没钱赔，一分都没有！”杨书记声色俱厉：“周克武，我正告你，你要是敢行凶，就不是赔钱了，而是赔命！”闻讯赶来的职工都在劝周克武不能用刀捅领导，周克武将杀猪刀对准自己的胸口：“我没钱，我捅我自己还不行吗！”就在周克武往自己身上捅的一刹那，站在周克武身后的几个同事猛扑上去，将他按倒在地，夺下了杀猪刀。

    此后的周克武照常上班，不仅没有退赔赃款，就连留职察看的处分也没下发。

    反正偷的是国家的煤球，又不是哪个私人家厨房里的煤，犯不着为了挽回一百吨煤球的损失而丢了一条人命、毁了一个家庭，这么一说，党委会的意见迅速达成一致，周克武偷盗的事以后再说。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周克武虽没去坐牢，但再也不敢偷煤球了，家里的日子眼见着就撑不下去了，儿子周洋由奶粉改吃米糊，孩子极度抗拒，不吃不喝，跟娘老子玩起了绝食，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嗷嗷直叫，刘玉芬急得在一旁落泪，正在喝酒的周克武借着酒劲一脚踹倒刘玉芬：“你他妈哭丧呀，老子喝酒都喝不安。”

    偷煤球被抓让周克武丢尽了脸面，心烦意乱中恢复喝酒，而且喝得变本加厉，只要喝得醉醺醺地上班，别人怎么议论他，都像耳旁风，听不见，也听不进。喝多了酒的周克武晚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刘玉芬在床上为他服务，他在街上录像放映厅里看过好多黄色录像，看完后回家就逼着刘玉芬按黄色录像的镜头和姿势伺候自己，刘玉芬没看过黄色录像，加上心理上的抗拒，所以很难做得尽如周克武的意，每当此时，周克武就会骂刘玉芬：“你这头蠢猪，跟你讲了多少遍了？你还不会，重来！”刘玉芬恶心地从头再来，直到把周克武伺候得像一头死猪一样沉沉睡去。那时候，坐在黑暗中的刘玉芬望着窗外稠密的黑暗，她想到了死，可自己死后儿子怎么办呢？还有乡下的父母，他们在等待着女儿在城里幸福生活的喜报，而不是跳湖自杀的死讯。刘玉芬搂着儿子在周克武醉生梦死的鼾声中哭了整整一夜。天亮了，窗外黎明的曙光，对于刘玉芬来说，是另一种颜色的黑暗。

    家里眼见着揭不开锅了，刘玉芬准备去菜市场卖鱼，挣些钱贴补家用。那么多小买卖可以做，刘玉芬为什么要去卖鱼？是卖鱼赚钱容易，还是出于对于耕田的怀念？只有刘玉芬自己心里最清楚。当周克武听说刘玉芬要去卖鱼时，抄起空酒瓶就砸了过来，他砸刘玉芬就像小孩子投飞镖一样随意而轻松。刘玉芬头一偏，躲过酒瓶，嘴里争辩着：“钱都被你喝酒喝光了，买米的钱都没有，不去卖鱼，日子怎么过？”周克武吐出嘴里的烟头：“我他妈堂堂国家正式职工，你这下三烂居然要去菜场卖鱼，我的脸往哪搁？”刘玉芬想说：“你还有脸吗？”心里虽这么想，但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说。

    刘玉芬跑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在县城建局只是一个小技术员，无权无势，到哪儿去帮她找体面的工作？可我知道，这份工作对刘玉芬来说不只是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还意味着她在自食其力后瓦解自己所遭遇的家庭暴力。我说：“你别急，让我想想办法！”她极其谦卑地向我表示了感激：“给你添麻烦了！”

    自从上次我跟周克武正面交锋后，已经两年多没跟他们来往了，一是我对他们糟糕的婚姻无比绝望；其次是我自己的恋爱婚姻也陷入了死局，所以这两年我很少回乡下，也很少跟外界接触。我那在国民党“总统府”做过木匠活的父亲对我非常恼火，说我书读上去了，见识却降下来了。原因是我不愿跟城里姑娘恋爱结婚，而全县乡下女孩能考上大中专的，比上吊自杀的还要少，几乎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一次单位同事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一个护校毕业的县医院护士，那个刚刚接触了城里脂粉和霓虹灯的乡下女孩对我说：“我好不容易从乡下考进城，还要我再找个乡下婆家，这太荒唐了。介绍人真不负责任，要是知道你是乡下的，我今天根本就不会来跟你见面。”还没等小护士说完，我抢在她前面拂袖而去。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刘玉芬虽神情有些憔悴，但脸上、脖子上、手上都没有伤，我以为刘玉芬生了儿子后，周克武对他改变了态度，就有些自以为是地说：“看来，两年前我警告周克武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刘玉芬平静地说：“他现在往我肚子上踹，往腿上踢。”刘玉芬平静得像是说别人的事，或是说传说中的事。我被她的平静深深地刺伤了，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周克武不得好死！”

    一个星期后，刘玉芬到新建的县缫丝厂上班，从事的是蚕茧抽丝工作。月工资二十八块钱，厂长说逢年过节还会发一些面条、糖果、月饼、毛巾、卫生纸之类的福利。新建的县缫丝厂是把本地的蚕茧加工成蚕丝后卖往江浙沪的丝织厂，我参加了工厂的厂房施工图纸的绘制，在工地上待了三个多月，从县计委派来的厂长张春雷随时要改变施工方案，我就随时配合他篡改专家的设计图纸，工厂建成后他对我相当满意，投产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缫丝厂都是女工，一百多号，拣漂亮的挑，想挑谁就挑谁。谁要是不从，我就把她给开了！”

    我没挑女工做老婆，而是把表姐刘玉芬介绍到工厂去做女工。

    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煤建公司是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刘玉芬虽买了城里户口，但其父母不是城镇居民，所以不能享受照顾，不能取得集体所有制身份，刘玉芬的正式身份是缫丝厂的临时工，那时候全社会各阶层的划分相当严格，其等级序列为国家高干、国家干部、以工代干、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临时工。在职工身份的等级中，像周克武这样的全民职工叫“铁饭碗”，大集体职工叫“瓷饭碗”，而刘玉芬这样的临时工叫“泥饭碗”，泥饭碗不享受公费医疗，不享受退休待遇，不享受入党、提拔、参观、培训等一切政治待遇，跟种田的农民一样，不享受社会主义的任何优越性。尽管这样，刘玉芬还是显示出了过分的激动，她当上了工人，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工资，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了。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后，刘玉芬非要请我星期天到她家吃饭，我说不用了，没想到周末晚上刘玉芬跟周克武夫妻俩一起找到我的宿舍，周克武给我点上烟，喘着粗气说：“怎么，看不起我们两口子？请你吃一顿饭就那么难。”

    星期天我去了煤建公司宿舍，刘玉芬和周克武夫妻俩齐心协力地做了十几道菜，还上了一瓶“琅琊特曲”，两口子共同举杯给我敬酒，说了许多言过其实的感谢话，周克武把一杯白酒倒进喉咙里后，情绪夸张地说：“刘玉芬虽说是个临时工，可缫丝厂好歹也是堂堂的国有工厂，煤建公司的这帮龟孙子现在见了我就给我点烟，说我老婆又漂亮，又当上了工人，没人能跟我比。我的老婆怎么能去卖鱼呢？”

    煤建公司的人都知道缫丝厂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招进去的全是看病能报销、退休有工资的工人，所以他们对周克武的头绪大、路子宽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嫉妒，周克武故意不说明刘玉芬是临时工，他装聋作哑，将错就错地享受着众人的追捧，心里比喝了好酒还要舒服，从他记事起，他从来就没听人表扬过自己一句，连一个字都没有。所以，周克武那么热情地要请我吃饭，很大程度上是他被一种假象的荣耀陶醉了。

    那天酒喝得特别尽兴，我甚至觉得周克武并没有那么可憎，一个城市的小瘪三，守着一个美丽贤淑的媳妇，既没有社会角色的优越感，也没有家庭角色的自信心，借酒壮胆，借酒发疯，他只有靠打老婆这种外强中干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是个大男人，一个十足的可怜虫。我问他表姐刘玉芬上班后，孩子怎么办？他匆忙咽下还没嚼碎的鸡肉，指着桌子边坐在竹篓子里啃苹果的孩子说：“把周洋往篓子里一塞，带到公司跟我一起上班，一上午发一块饼干，小东西动都不动一下！”我说：“你带孩子上班，公司怎么会同意呢？”周克武将酒杯往桌上一掼，豪情万丈地吹了起来：“上次我把杀猪刀往外一抽，公司领导一个个吓得尿裤子。谁他妈敢管我，我就把他的血当自来水放了。”刘玉芬神色紧张地拿走酒瓶，岔开话题对我说：“别听他的，酒喝多了”。

    在庆祝缫丝厂投产一周年的庆功酒宴上，我与张春雷厂长碰杯时，张厂长问我：“老婆找到没有？那么多女工，你一个没看上？”我说：“我表姐工作的事，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再到你厂里来选美，那无异于给你捣乱。”张厂长说：“我就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厂的缫丝女工，可我们是缫丝厂，不是电影厂。”他突然转了话头，“你那个表姐怎么样？到现在我连人都没见过，哪天你让她到我办公室去一下，要是合适的话，调到厂办来工作。”我说：“恐怕不合适，她是临时工。”

    当天晚上，我就去煤建公司宿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刘玉芬，她很为难地说：“能有一份工作，拿一份工资，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想调工作，也不想见厂长。”

    周克武有些沉不住气了：“兄弟为你的事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你还不知好歹，蚕茧抽丝整天泡在水里，把手都泡烂了，你明天就去见厂长，听到了没有？”

    刘玉芬面对周克武这样的责问，她有一种习惯性的心理痉挛，所以她的回答几乎是本能性的：“听到了！”

    9

    刘玉芬走进张春雷办公室的时候，步子轻得像踩在棉花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她低着头，声音比脚步更轻：“张厂长，我来了！”

    张春雷第一眼看到二十七岁的刘玉芬时，手中拿着的香烟掉到了桌上的生产报表上，浑然不觉。他没想到，缫丝厂居然还有这么美丽惊艳的女工，刘玉芬不着脂粉，天生丽质，高挑匀称，温婉清秀，眼睛里弥漫着迷人的迷惘，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张春雷觉得刘玉芬不仅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工厂里，就连出现在这座县城也是不应该的。他对刘玉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你做蚕茧抽丝的活，太委屈你了！”香烟烧着了桌上的报表，闻到焦煳味的张厂长连忙按灭了香烟。

    当天下午，刘玉芬就被调到厂部上班了。

    县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临时工不到十人，主要是打扫厕所、清扫厂区、运送废料、夜班看仓库之类，刘玉芬在蚕茧抽丝车间做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她和另外几名临时工把泡在池子里的蚕茧用手工剥开，再送到机器抽丝的工作平台上。她在厂里的地位就相当于生产过程中残次品或下脚料，没人注意过，刘玉芬每天埋头干活，没时间也没足够的自信跟城里的女工交朋友和套近乎，她的全部目标就是一月的二十八块钱工资，这笔钱可以解决她家大半个月的伙食，直到刘玉芬调到厂部办公室，她的名字才在全厂传开并在厂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有来头的女工直接到厂办找张春雷厂长论理：“我们这么多正式工你不调，偏要调一个临时工到厂部？”张春雷厂长点上一支烟，漫不经心地对她们说：“回去好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你们有刘玉芬长得漂亮吗？”一位丈夫在县政府开小车的女工曾经搭过副县长的车，算是见过大人物的，她不怕厂长：“厂部是调人，还是选美？这里是社会主义工厂，不是资本主义的舞厅。”张春雷一拍桌子：“居然给我上起课来了，滚一边去！”

    女工们愤愤不平地在私下议论，刘玉芬一个临时工凭什么坐办公室，敢作敢当的张春雷旗帜鲜明地说凭脸蛋。其实刘玉芬到厂部不是坐办公室，而是管理办公室，她每天的工作是一早给三个厂长的办公室做好清洁、打好开水、泡好茶、夹好报纸，然后再去整理会议室和接待室，厂部来客户或客人，刘玉芬负责倒茶、上水果和香烟，实际上就是一个服务员。不久后的一天，分管工业的赵副县长来缫丝厂视察，视察结束后他在厂接待室找张春雷谈话，提醒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不讲原则地把厂里的漂亮女工调到自己身边要注意影响。张春雷说：“以前是老张头负责来客接待，咳嗽不打草稿，鼻涕用袖子擦，嘴里叼着烟倒茶，将烟灰和开水一起倒进杯子里，上海的一个客户当场起身就走，临走前对我说，一个工厂如果连倒茶这个细节都做不好的话，别指望能拿出什么好产品来。”

    张春雷一按电铃，刘玉芬在第一时间进来了，她衣着和人一样清爽，脸上是那种温和而平静的微笑，她用白瓷杯泡好茶送到茶几上，又换上一个干净的烟缸，然后轻声细语地说：“赵县长，请用茶！”刘玉芬退出去后，张春雷望着赵县长不说话，赵县长轻轻地抿了一口清香扑鼻的绿茶，说了一句：“不错！”张春雷说：“赵县长，是茶不错，还是倒茶的人不错？”

    刘玉芬对这份工作非常珍惜，虽说是服务性的工作，但比起在气味难闻的缫丝车间要轻松得多，也体面得多，见的人都是衣着整齐，说话有板有眼的。她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临时工，没有资格在厂部工作，所以她必须把工作做得一丝不苟，比如她清洗烟缸和茶杯，不仅要将烟灰和茶垢洗净，还要用干毛巾将烟缸和茶杯擦得锃亮，报夹上的报纸日期顺序不能夹错，边沿得整齐划一，一个月报纸夹在一起，就像一本书。她不多说话，也不乱插嘴，做事细心尽心：“像个大家闺秀，哪像乡下进城的临时工？”几位厂长相互之间都有矛盾和分歧，唯有对刘玉芬的态度上完全一致。

    张春雷把刘玉芬调到厂部除了与我有些情分，更多的是从工作方面考虑选调的，如果刘玉芬长得面目平庸、行为迟钝的话，绝不可能离开缫丝车间。也就是说，张春雷和刘玉芬之间没有任何工作之外的瓜葛，尽管他从日本考察回来时送过她一瓶资生堂润肤露，从杭州出差回来送给她一件女式真丝衬衫，这些都不是他刻意而为，润肤露是考察团用出国补助买的，真丝衬衫是杭州客户送的样品，没花一分钱，刘玉芬不敢要，经张春雷这么一解释，她才忐忑不安地收下。收一个男人的东西是很忌讳的，就像当年她收于耕田一双尼龙袜惹得父亲抄起了菜刀。

    所以刘玉芬没对丈夫周克武说资生堂润肤露是张厂长送的，她说是食堂烧饭的王大妈送的，她没事的时候经常去帮王大妈择菜。周克武看着瓶子说这上面的字不像是中国字，刘玉芬心虚地说：“我也不知道王大妈从哪弄来的。”这两年，周克武很少打刘玉芬，厂部工作的轻松、优越以及心理上的相对安全感使刘玉芬脸色红润、眉眼清爽、气韵动人，等到那件绿底紫花的真丝衬衫穿上身后，刘玉芬简直就是一个国色天香的江南美女。这时，周克武坐不住了，他极其警惕地开始盘问：“这么贵的衣服要值半年工资，你肯定买不起，谁送的？是王大妈，还是李大妈？我倒要看你怎么编？”刘玉芬一时反应不过来，她沉默不语，这一哑口无言的表情激怒了周克武，他飞起一脚踹到刘玉芬的肚子上，刘玉芬捂着肚子蹲了下去。三岁的儿子周洋跑过来拉着妈妈的胳膊，哭喊着：“妈妈别哭，妈妈勇敢，爸爸坏！”周克武揪起刘玉芬的头发，又往她腿上踢了一脚：“说，谁送的？”痛苦万分的刘玉芬说：“是一个客户送的样品。”周克武说：“走，现在就带老子去见客户，他妈的，这什么意思？”刘玉芬有气无力地瘫坐在潮湿的砖地上：“客户不在厂里了，我明天就把衣服退回去！”

    第二天，刘玉芬把衣服和用了半瓶的润肤露退给了张春雷厂长，她把这两件东西引发的家庭危机原原本本地倒了出来。张春雷说：“你为什么不说是我送的？”刘玉芬抹着眼泪：“我想说，又不敢说。张厂长，我错了！”张春雷收下了衣服，把半瓶润肤露扔进桌下的废纸篓里：“好了，你不要难过了，此事到此为止。你丈夫是干什么的？”

    此后日子里，刘玉芬进了张春雷的办公室根本不敢说话，换完烟缸，加完茶水，放下文件，立即就走。春天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刘玉芬将报表放到张春雷桌上时，张春雷突然抓住刘玉芬即将挪开的手：“刘玉芬，你为什么要替我背黑锅？”

    猝不及防的刘玉芬手和心一起乱抖，她本想说，丈夫周克武是个凶狠不讲理的人，她不能讲实话，也不敢讲实话，可情急之下，她一边挣脱张春雷的手，一边拼命地摇着头说：“我不知道！”

    10

    一连好几天，刘玉芬都觉得自己的手像是被电击过了一样麻木，她倒茶的时候总是担心开水瓶会掉到地上，接待客户时紧张得头上直冒汗。

    天热了，分管后勤的钱边副厂长给张春雷的办公室配了一台落地电风扇，他在指挥刘玉芬将电风扇放到办公桌横头时，要移动一个文件柜，刘玉芬力气小，搬柜子角度一斜，柜门开了，里面滑出了绿底紫花的真丝衬衣。钱副厂长突然发问：“刘玉芬，这件衣服不是你的吗，怎么脱到张厂长的柜子里来了？”

    刘玉芬脸色刷白，一时哑口无言。钱副厂长看着惊慌失措的刘玉芬，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以后换了衣服，不要随便乱放！”刘玉芬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这件衣服她上班只穿过一天，钱副厂长居然牢牢记住了。

    惊吓过度的刘玉芬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日子病了，每天低烧、咳嗽、头昏，厂里每天都有接待，她没有请假。第三天早晨，刘玉芬在张春雷办公室泡茶时，张春雷对刘玉芬说：“你回家去休息，厂部接待暂时由会计小李顶一下。”刘玉芬说：“张厂长，我没事。”张春雷从抽屉里拿出一袋子药：“清热解毒的药，专治感冒，拿回家去吃！”刘玉芬不敢接：“我是临时工，没资格拿药。”张春雷说：“厂部医疗室的药，我说了算！”

    刘玉芬在家病休三天，周克武每天早上起床说的话就是：“你他妈得个小感冒，就哼哼唧唧地躺在家睡大觉了，中午给老子多做几个下酒菜，听到没有？”

    昏昏沉沉的刘玉芬提高声音说：“听到了。”

    刘玉芬一边烧菜，一边流泪，她已经自食其力了，可挨打挨骂依然是周克武的另一道下酒菜。此时她想起厂长张春雷，心里竟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温暖，她长这么大，他得到过父亲的关心，就是没有得到过男人的温暖，关心和温暖在刘玉芬的感觉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她不敢多想，于是把注意力全都放到了为周克武炒花生米上了。

    缫丝厂投产的前两年，产品销路一般，从第三年起，风水就转了，效益出奇地好，出口日本、韩国的生丝供不应求，国内江浙沪的丝织厂带着现款来提货都提不到。张春雷的自信和狂妄就是被这些前赴后继的客户煽动起来的，刘玉芬明显能感觉到几个副厂长对张春雷很有意见。有一次，钱副厂长莫名其妙地问刘玉芬：“你知道张厂长爱人是干什么的吗？”刘玉芬莫名其妙地摇着头。钱副厂长说：“县体委武术教练，拿过省里的散打亚军。”

    缫丝厂的红火带动了全县的蚕桑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疯狂扩张。就在舅舅家栽了八亩桑树养了二十席春蚕的那一年，蚕茧卖不动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把国内三分之二的丝织厂胀垮了，海外订单也一路下滑。舅舅的蚕茧拉到县缫丝厂后，收购仓库大门紧闭，值班人员生硬地朝门前黑压压的茧农门嚷着：“说不收就不收，你们就是赖到香港回归，赖到二十一世纪也不会收！”

    舅舅是个很自尊的人，他本不想去找女儿刘玉芬，可两百多斤蚕茧要是卖不掉的话，一个春天就白忙了，今年还债的任务也要泡汤。蚕茧一过夏天，全都出蛹，蚕蛹出茧，茧丝一断，蚕茧就报废了。想到这，舅舅头上直冒冷汗，他拉着胶轮板车，来到厂办楼下。

    舅舅在二楼厂办走廊上找到了刘玉芬，舅舅说能不能央求厂里先收下蚕茧，哪怕年底给钱都行，刘玉芬很为难：“一个都不收，我怎么好开口呢？”

    这时，张春雷厂长走过来了，他问刘玉芬身边的老农是谁。刘玉芬说是自己的父亲，从二十里外的老家拉来的蚕茧，厂里不收。张春雷说：“我还以为有多大事呢！”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抓起电话，“喂，是材料科李科长吗？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半个小时后，舅舅的蚕茧就被悄悄地送到了库房，而且按一级茧的价格现金收购。

    舅舅拿了钱就要回家，刘玉芬叫舅舅歇一会儿再走，舅舅坐在厂接待室松软的沙发上，感觉屁股很舒服。舅舅喝着刘玉芬泡好的一杯雨前茶，看着女儿穿戴整洁、神清气爽、工作舒适，不禁感慨唏嘘：“玉芬呀，买户口买对了。”那一刻，他感到自己这辈子如果只干过一件正确的事，那就是给女儿买户口。

    刘玉芬问家里欠的债还有多少没还，舅舅说已经还过两千多了，还有五千多，要是按现在的家庭收入，不要十年就能全部还清，可你几个兄弟陆续结婚、分家，剩下的债务全靠我一个人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年。刘玉芬每每想起家里为自己买城里户口欠下的债务，她的心里就像塞进了一堆稻草、碎砖、玻璃碴，闹心、难受、疼痛，面对苍老衰弱的父亲，刘玉芬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爸，都是我不好，拖累了一家人。”舅舅安慰刘玉芬说：“不买户口，你哪有这么好的工作？再说了，户口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这时走廊里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吵闹声，刘玉芬出门一看，见一个身材壮硕的女人跟张春雷厂长纠缠在一起，女人手里攥着那件真丝衬衣：“你说，你为什么把野女人穿过的衣服带回家给我穿？”张春雷扯开女人的手，平静地解释着：“没有哪个女人穿过，是杭州丝织厂的样品，当然不会有多新。”女人是张春雷的爱人。

    走廊上挤满了厂部的员工，他们文过饰非地劝厂长两口子冷静，厂长爱人在走廊里大吼着：“谁叫刘玉芬？给我站出来！”在一边发愣的刘玉芬站了出来，她小声地说：“我叫刘玉芬。”厂长那位当武术教练的爱人上下仔细地推敲着刘玉芬，然后托起她的下巴：“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怎么就揣了一肚子花花肠子？我真想把你的肚子撕烂，看看里面究竟塞进了多少男人！”说着轻轻一弹手掌，刘玉芬一个趔趄，跌坐在走廊水泥地上。舅舅从接待室出来看到女儿被另一个女人推倒在地，发了疯似的向武术教练冲过来：“你狗仗人势欺负人，我这条老命不要了！”众人将老人和武术教练拉开了。刘玉芬坐在水泥地上泣不成声。

    原来，张春雷把真丝衬衫带回家给当武术教练的老婆穿上后，不仅很得体，而且人一下子变得文雅而高贵，武术教练老婆每天都穿在身上，直到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钱副厂长，他对武术教练说：“这不是我们厂部办公室刘玉芬穿过的那件衣服吗？”

    后来，这事就闹到了厂部来了。武术教练指着张春雷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缫丝厂生产不抓，专抓女人。你挑个正儿八经的女人玩，我还好受些，偏要玩这么个乡下来的临时工，硬往我脸上抹屎！”

    那天舅舅和刘玉芬在厂门口分别时，舅舅一脸屈辱地说：“玉芬，我盼着你过上好日子，可我受不了你过丢脸的好日子。”刘玉芬抱着舅舅的胳膊，哭得伤心透了：“爸，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心里好苦呀！”

    这件事在厂里闹得沸沸扬扬，全厂职工都知道了张春雷跟刘玉芬有一腿，车间里的女工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要是没一腿，张春雷厂长是不会把一个临时工调到厂部办公室的，像刘玉芬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甘心跟一个卖煤球的小瘪三整夜厮守在一张床上呢？

    武术教练大闹厂部的第二天，刘玉芬一早找到张春雷厂长，她眼睛红红的，声音里都带着怒气：“厂长，我要回缫丝车间。”

    张春雷想抓住刘玉芬的手，刘玉芬让开了，他有些尴尬地说：“我老婆是个粗人，你不要跟她计较。我们俩都很冤，要是不来点真的，这黑锅就白背了，你说是不是？”

    刘玉芬摇了摇头。

    张春雷好像也是一夜没睡，他揉了揉枯涩的眼睛：“玉芬，你先不要说回车间。我问你，你想不想转成正式的大集体职工？”

    刘玉芬知道只有转正，她才不会受欺负，才不会看病没处报销，退休分文没有，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怕张春雷不明白，她又强调说：“想！”

    张春雷说：“那好，你继续在厂办上班！玉芬，现在让你回车间，那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假的也成真的了。你配合一下我，好不好？有人在背后下我的刀子，想整死我，没那么容易！”

    刘玉芬点了点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真的跟张春雷绑在一起了。

    冬天到了，马路上的树叶全都败落干净，缫丝厂院子里光秃秃的树干裸露在冬天的风中，一些麻雀在落满灰尘的车间里自由飞翔，缫丝厂几乎所有机器都停了，只有一台抽丝机在运转，似乎是在维持其垂死挣扎的最后时光。工厂大多数工人都放假了，刘玉芬还在上班，可转正式大集体职工的事厂长再也没提起过，她每天依然坚持八点前赶到厂里，打水、倒茶、洗烟灰缸，一丝不苟，她期待着转正就像期待死里逃生一样急切而虚幻。有一天，张春雷在空虚的办公室里突然对刘玉芬说：“玉芬，你跟我一起走！离开小县城，我们到外面的大世界去闯荡，怎么样？”

    刘玉芬听不明白，一脸的迷惘。

    张春雷说：“我知道，你有一个无能而暴力的丈夫，我有一个能干而凶恶的妻子，我们俩同病相怜。你跟我走后，我保证你过上太太、小姐一般的日子，不是你伺候别人，而是别人伺候你。”

    刘玉芬终于听明白了，她摇了摇头：“厂长，我不敢。”

    张春雷说：“给你一个星期考虑！”

    大约是张春雷约刘玉芬出走的第三天晚上，吃过晚饭，周克武把儿子周洋赶到里屋去做作业，他借着酒劲，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对正在洗碗的妻子说：“刘玉芬，你过来！”

    刘玉芬甩了甩手上的水，走到周克武面前，问：“有事吗？”

    周克武从腰间抽出皮带，横起眼，呵斥着：“跪下！”

    刘玉芬很疑惑地说：“我怎么了？”

    “跪下！”周克武朝着刘玉芬的腿弯处狠狠地踹了一脚，刘玉芬情不自禁地就跪了下去。

    周克武抡起皮带劈头抽下去：“你这个臭婊子！今天你不老实交代，我扒了你的皮！”

    皮带用力太狠，刘玉芬头顶上被豁开一道裂缝，接着是一道电光闪过，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1

    周克武气得直喘粗气，老婆偷人，全县人民都知道了，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他第一个占有老婆身子，最后一个知道老婆身子被人占了。刘玉芬被打晕后，周克武像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国民党特务一样，舀了一碗冷水泼到了刘玉芬的头上，刘玉芬醒了。

    周克武揪着刘玉芬的头发问道：“臭婊子，说，你是怎么勾引厂长的？”

    刘玉芬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

    周克武抽了刘玉芬一耳光：“你一个临时工，不勾引厂长，能调你到厂办工作？我他妈的国家正式职工，到现在还在卖煤球。”

    刘玉芬以为周克武知道了一切，就坦白交代说：“我真的没有，是厂长要我跟他一起到外面闯世界的，我没答应。”

    周克武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他又抽了刘玉芬一耳光：“你他妈还想私奔！走，跟我一起去找那王八蛋对质，要是你俩商量好了私奔，我就让你俩一起进火葬场！”

    这时，儿子周洋从房里冲了出来，他手里攥着台灯，不说话，对着周克武的脑袋猛砸下去，已上小学的儿子长得很结实，被砸疼了脑袋的周克武撂起一脚踢飞儿子，儿子跌坐在地上，也不哭，眼神中充满仇恨地看着父亲。

    哭哭啼啼的刘玉芬被周克武用杀猪刀挟持着连夜去了张春雷厂长家，张春雷家在南门老市口住，开门的是他武术教练的老婆，女人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凶悍，她像是被抽去了筋骨一样虚软，面对着周克武的杀猪刀，失魂落魄地说了一句：“张春雷下午被检察院抓走了！”

    张春雷因贪污缫丝厂公款、收受客户贿赂十二万元被捕，三个月后，张春雷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县缫丝厂在春节的鞭炮声中倒闭，一百多名正式的集体所有制职工由县政府分流到县食品厂、电子元件厂、肉联厂，还有几个分到县煤建公司的，刘玉芬和另外几个看仓库、扫厕所、清理下脚料的临时工失业回家，刘玉芬回家的时候分了六斤蚕丝，抵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周克武看着刘玉芬拎回来的蚕丝，挖苦她说：“正好，做一床被子送给你姘头，牢里冷呀！”

    这天夜里，周克武将刘玉芬在床上翻着花样折腾了半宿，然后他将刘玉芬从被窝里拎出来，在她的乳房上狠狠地拧了又拧，刘玉芬疼得流出了眼泪，周克武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将烟雾吐到刘玉芬的脸上：“说，你跟张春雷是怎么做的？比我好，还是比我差？他都四十好几了，还能比我厉害？”

    冻得瑟瑟发抖的刘玉芬不说话，周克武抬起一脚，刘玉芬被踹到了床下。这一次，刘玉芬没有哭，她从床下爬起来，静静地穿好衣服，然后拔开门闩，不动声色地走进了冬天的黑夜里。周克武对着刘玉芬的背影冷笑着说：“贪污犯的姘头在牢里，到哪儿找去！”

    儿子周洋半夜被爸妈屋里的叫骂声惊醒，他起床推门进来后，发现妈妈不见了。爸爸眯着眼斜靠在床上吸烟，他手里攥着那盏已被摔坏了的台灯，周洋站在爸爸的床头，一动不动。周克武感觉到了床边有人，睁开眼看到周洋，灯光昏暗，儿子的目光却很刺眼。周克武问：“你不睡觉，跑这来干吗？”周洋手里攥着台灯，嘴里喘着粗气：“我要妈妈！”

    儿子视死如归的目光刺穿了老子。周克武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从床上跳下来，对儿子周洋说：“你快去睡觉，我去找你妈！”

    周克武第二天早上是在县医院找到刘玉芬的，她跳河自杀的时候被连夜撒网的渔民救起。周克武走进病房看着脸色苍白的刘玉芬，他在床边坐下，口气软了下来：“你一个农村丫头，胆子不会大到不要脸的，肯定是那个贪污犯、流氓犯勾引你的！”

    刘玉芬不说话，也不看她。周克武出门买了一碗稀饭和一根油条送来：“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先吃早饭！”

    刘玉芬依然将头扭向墙壁，她对着墙壁跟周克武说：“我要离婚！”

    刘玉芬自杀的事惊动了煤建公司领导，现在的公司党委张书记是部队副团长转业的，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身上的火药味还未散尽，拍着桌子对周克武吼道：“你一个大老爷们，老婆跟着你受罪不说，还动手打老婆。周克武，你这算什么鸟本事？跳河寻死的应该是你。”

    周克武像霜打过一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老婆了。”

    张书记说：“你不要向我保证，回去向你老婆保证去！”

    狗急了要跳墙，渴急了喝盐卤。周克武第一次遇到刘玉芬异乎寻常的反抗，刘玉芬坚决要离婚。走投无路的周克武跑来找我：“兄弟，请你出面帮我劝劝，离婚了孩子没家，在学校受人欺负。”

    我说：“你们这个家，不要也好。”

    我手里的一支烟还没吸完，周克武又给我递来一支：“兄弟，你跟玉芬说说，只要不离婚，绿帽子我也认了。”

    我将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你要是这么胡说八道，我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劝刘玉芬跟你离婚，坚决离婚。”

    周克武完全被制服。最终当着公司张书记和我的面，将一份保证书交到刘玉芬的手里，从今往后，决不打老婆，决不提缫丝厂的事，除了逢年过节和走亲访友，决不喝酒。那天，周克武把杀猪刀也带到了公司张书记的办公室，他说：“只要刘玉芬同意，我当你们面，剁一个手指下来！”

    张书记很严肃地对刘玉芬说：“下命令吧，剁一个手指下来，让他长长记性！”

    刘玉芬看着周克武扬起了手中的杀猪刀，等待着她的命令。刘玉芬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像一尊早已凝固的雕塑。

    张书记挥挥手对周克武、刘玉芬说：“好了，你们俩快回家去吧，该给孩子做中饭了！”

    两口子一前一后地走了。

    此后好几年，我再也没听表姐刘玉芬说起过自己挨打的事。她不挨打，我就不怎么关注刘玉芬。在城里，我和她的联系几乎都与她所遭遇的不幸相关。

    12

    表姐刘玉芬失业后最初在菜市场卖鱼，她曾经问过附近的几个鱼档，于耕田的摊位在哪儿，卖鱼的都摇头说不知道于耕田是谁。有一个头发寥寥无几的老头说：“你说的于耕田不是摆摊卖鱼的，他把高邮湖的鱼贩到菜市场批发给摊位，很精明的乡下小子，后来不知到哪去了，好多年都没见过了。”

    刘玉芬起早贪黑卖鱼三年，挣了两千多块钱，她想送一千块钱回去给舅舅还债。周克武说：“家里到现在还是黑白电视机，换一台彩电，要三千多，我还得贴好几百。”

    刘玉芬说黑白凑合着看就行了，彩电伤眼睛，不能看。周克武虽说好几年不打老婆了，但也不能被老婆拿捏在手心里当玩具玩，他抬高嗓门说：“你爸进城，可以给他酒喝，但绝不能替他还债。”刘玉芬说：“我爸的债是给我买城里户口欠下的。”周克武反唇相讥：“给你买户口，又不是给我买户口。”刘玉芬反击说：“我用我挣的钱给我爸还债，又不是用你的钱。”周克武急了，他没有将手里的碗砸向刘玉芬，而是砸向了屋里的衣柜：“你是我老婆，你连人都是我的，钱当然也是我的。”

    刘玉芬深知自己不挨打并不意味着周克武好惹，他要是一时性起，那就等于是把他们娘儿俩赶到解放前去，解放前水深火热、生不如死。于是，她忍住不说了。三天后，周克武家三间平房里多了一台二十五寸的“飞跃”牌彩电。

    1997年香港回归，县煤建公司倒闭，老一辈职工说香港回归，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才丢了饭碗。县里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就像害了传染病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闭，食品厂、肉联厂、农机厂、化肥厂，差不多全都在劫难逃，电影院、百货公司、木材公司、粮油公司也已是病入膏肓，死到临头：“铁饭碗”在不知不觉中被风化成泥饭碗、纸饭碗。县里规定，40岁以下的职工帮助推荐到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就业，周克武42岁，不在政府帮助就业的杠子里，每月发一百二十八块钱低保金，下岗自谋职业。周克武这个当年的国家正式工，人倒势子不倒，他站在煤建公司的货场废墟上，对下岗的难兄难弟们慷慨陈词：“宁愿饿死，我们也决不去给万恶的资本家和个体户卖命！”

    周克武一没学历，二没技术，政府都不好帮助就业，让他自谋职业等于是逼着他接受失业。周克武下岗一个星期后开始恢复喝酒，他对刘玉芬说：“我心里难受！”

    刘玉芬能够理解周克武这种丧家之犬的痛苦，就说：“你心里难受就喝吧，少喝点，解解闷。”

    周克武嘴上说好，可撬开一瓶酒，就着花生米和一盘卤豆腐干，没几个回合，酒瓶马上就要见底。刘玉芬怕周克武酒喝多了失态，就上前抓过酒瓶：“一瓶都快喝光了，喝多了会伤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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