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开元,何足道哉!-《莫若相逢于江湖》

    金庸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应邀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强盛的根源——开放与改革》。演讲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一个现象(不能说是规律),先是有一段社会秩序混乱、多民族杂居、大规模战争、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视“融合、中和”的哲学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义观点,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统一,中华民族就此壮大。春秋战国的混乱演进为秦汉的大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演进为隋唐的大统一,五代十国、辽金元和宋朝的长期战争再演进为明清的统一。汉初、唐初、清初三个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强大兴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时期。强大是由于开放与容纳,典盛是由于秩序与改革。

    开放与容纳是强国之本

    开放、容纳是对各阶层、各民族兼收并蓄,平等对待。汉朝的官吏统治者已不限于贵族,平民也可出任宰相(在欧洲当时,那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要到一千多年后法国大革命之后,平民才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唐朝有二十三位宰相是外族人,其他将军、大官更不计其数。清朝虽满族人做皇帝,但科举开放,中进士和做官的以汉人为多数(欧美各国号称民主,目前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仍歧视外国人与少数种族)。改革是制度的合理化,尤其是经济制度。汉、唐、清三朝初期税收制度基本上合理而公平,虽剥削不小,但人民大致负担得了,人民可以温饱,政局稳定。不遇改革不彻底,而主流思想轻视工商与致富,对工商大加限制,所以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滞。

    秩序与改革是异盛之由

    这三个大王朝又有一个巧合的现象:开国之后不久,开国君主衰老或逝世后,第二代统治者处理不当,形成了无秩序状态,国家遇到危机,通过一场小小政变,第三代统治者再采取公平、稳定而有秩序的政策,于是国家强盛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所谓公平、稳定的有秩序状态,那便是坚持法治,严格根据国家的法律和规范处理各种事务。统治阶层不过分谋求私利,对全国人民一视同仁,唯才是用,征税与劳役大致公平。

    汉高祖逝世后,吕后当政,她想推翻刘氏王朝,任用吕姓家人执政。陈平、周勃发动政变,铲除吕氏政权。此后汉文帝和景帝两代与民休息、国力大增,终于到汉武帝时击破北方大敌匈奴。唐太宗逝世后,武则天当权,她虽颇有政治才能,外破突厥、吐蕃,但施行特务恐怖政治,内政并不安定。直到唐玄宗登位,任用贤相姚崇、宋璟,才国家大治。杜甫有诗《忆昔》,歌颂玄宗前期开元年间的情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开元末年,全国人口达到五千万,国家财政健全,外族不敢入侵,人民生活富足,是举世无双的大国强国,到玄宗统治后期才出现无秩序状态。清朝顺治朝有若干危机,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稳定守法,坚持“永不加赋”的政策,国家兴旺富强。

    我的演讲,并不是暗示着历史的命定主义,不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原因,就一定有那样的后果”,因为历史上偶然的因素太多。然而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总是有用的,不论对于哪一个国家。tolerance(容忍)与reform(改革)永远是有益的。我很欣赏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提倡民族发展文化,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族独大的自大自傲和排斥外族。

    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清朝康、雍、乾三个时代固然强盛繁荣,但有不少封建王朝的腐朽与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对人民压迫剥削太多。这些情况现在大都已经革除了。如果今后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法治、稳定的政策,放眼于百年大计而不计较一时的小利小愤,再行之五十年,中国又一个强盛兴旺的黄金大时代在望,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