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港台的作家-《莫若相逢于江湖》

    ——对王朔的回复

    金庸

    内地作家王朔撰写了一篇《我看金庸》的文章,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中国青年报》刊出,他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做出了强烈抨击,直指金庸小说“不入流”,并称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是“四大俗”。由于王朔和金庸同为当代著名作家,该文发表后,借着网络传播,立刻在全国造成轰动,并引起广大“金迷”的同声讨伐。十一月四日,金庸致函上海《文汇报》,对《我看金庸》引发的轩然大波正式表态,以《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为题刊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特别邀请金庸对此事做全面回应。全文如下:

    ——编者

    关于王朔先生《我看金庸》一文,我已应上海《文汇报》的要求而做出了回应,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但《明报月刊》编者一定要我再写一篇短文。我和王朔先生素不相识,并无私人恩怨,我在公开场合中曾对他的作品表示好评,他之所以这样苛刻地对我攻击,相信是由于我们两个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观点等看法有根本差异。我们两个人的个性、生活环境、经历、求学与写作、工作的过程、结交的朋友等完全不同,是两条永远难以相交的平行线。世界上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足为奇。我们两个人都写小说,如有可能,最好能多了解一下对方,虽然困难,也未必不值得。

    王先生之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南方的作家,尤其是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他那篇文章中开头就说:“金庸的作品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八十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唯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他认为金庸文字之所以不行,由于他是浙江人而又住在说广东话的香港: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用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是处。

    王朔先生认为我的文字不行,我自己也觉得不够精练,还可以写得好一些,更生动一些。不过运用语言文字,是靠天分的,《红楼梦》那样漂亮活泼的白话文,我就写不出来,没有这样的才能,单凭努力没有用,不过单说金庸不行,已经够了,不必牵涉到所有的浙江人,远的不提,从近代说,浙江人写文章好的似乎不少。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袁子才、龚自珍,都是浙江人;再迟一点,章太炎、俞曲园、王国维、孙诒让,也都是浙江人。他们的文章真可说得上冠冕当世。他们不写白话文,那不错。不过,白话文写得好的浙江人,好像也不少。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蔡元培是绍兴人,郁达夫是富阳人,茅盾是桐乡人,俞平伯是德清人,徐志摩是海宁人,夏衍是杭州人,都是浙江人;巴金先生出生于成都,但祖籍是浙江嘉兴。这些都是白话文挺精彩的一流作家吧。

    台湾的白先勇、余光中,我觉得文字秀雅清丽。香港作家中文极好的着实不少,许地山文笔空灵,当代作家中罕有其匹。端木蕻良在香港写《科尔沁前史》。萧红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后,径去浅水湾她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张爱玲、叶灵凤、刘以鬯等也都在香港写过不少好文章。他们是外省作家,那不错,但香港的广东作家也着实有不少传世力作,例如,黄谷柳的《虾球传》、侣伦的《穷巷》、西西的《我城》等;还有诗人舒巷城、戴天等人;好的散文作家更多,如董桥、刘绍铭等。

    我建议王朔先生不妨读一读刘登翰先生编著的《香港文学史》,可以得到不少有用的知识。

    王朔先生一文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批评意见,予我教益甚多。我诚恳接受下列指教:情节巧合太多;有些内容过于离奇,不合乎情理;有些描写或发展落入套子;人物的对话不够生活化,有些太过文言腔调;人物性格前后太过统一,缺乏变化或发展;对固有文化和旧的传统有过多美化及留恋;现代化的人文精神颇嫌不足;有些情节与人物出于迎合读者的动机,艺术性不够。(下里巴人!)这些缺点,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如果有勇气再写的话)希望能够避免,但如避得太多,小说就不好看了,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是我终生心向往之的目标,然而这需要极大的才能,恐非我菲材所及。这是今后要好好思索的事。这里诚意感谢各位批评者的帮助。

    至于王先生说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化、欧化,这一项我绝对不改,那是我所坚持的,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

    最近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中,听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陶德麟先生发言,抨击许多人用汉字写外国式的句子与文章,更增强了我的信念。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作者,浙江人甚多,不见得由于说浙江话而写不来文章。《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可能王朔先生也会嫌他使用文言太多,因而“不入流”“没品位”。《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原本上署名钱塘施耐庵的本,钱塘即杭州,近人也有考证他是江苏兴化人,但无确凿证据。白话短篇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作者凌濛初是浙江湖州人,《二拍》与《三言》齐名,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佳的白话短篇作品。另外一位湖州人董说作《西游补》,不算特别精彩。十分精彩的另一部续书《水浒后传》作者陈忱也是湖州人。《说岳全传》的作者钱彩是杭州人。这些浙江人,在中国文学史中白话小说部分的贡献,相信不能都说成“没品位”。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他科举不得意,晚年在浙江长兴县做一个县丞(科长之类)的小官,一共混了九年,无所事事,有人推测,《西游记》是他在这一时期中根据元朝留下来的一个简陋祖本而改编的。明朝白话小说“四大奇书”中,有三部的写作在浙江省完成,看来,浙江的方言并没有损害到三部杰作作者的文字。

    另外两部在文学史上很有地位的小说,作者也都是浙江人,《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是杭州人,《燕山外史》的作者陈球是嘉兴人。两部小说都不用白话,与上述例子无关。但《剪灯新话》是《聊斋志异》的先行,《燕山外史》是中国文学中唯一用骈文写的小说,所以各具特色。

    钱锺书先生曾对《明报月刊》编者潘耀明兄称赞《肉蒲团》一书文字“清简流畅”。该书内容不雅,奇想殊甚,我所不取。但文字能“清简流畅”,已经是极高的成就了。因之当代文学史家称其作者李渔为“大小说家”。李渔是金华兰溪人,那也是浙江人了。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这一句或胜于欧化前卫白话:那么,这应该就是咱哥儿们内心恳切无比的愿望了,我想。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