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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中期，群雄逐鹿。大国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小国左右逢源，苟延残喘。自春秋以降，礼不再，法为上；仁不再，刑为上；义不再，利为上。

    春秋之初，齐国历经桓公殁后的宫廷政变，实力不再。列国局势渐渐转为以秦、晋、楚三国争霸的局面。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室崛起，东灭中山，西败强秦，南却劲楚，拓地千里。魏武卒横扫天下，可谓所向披靡。就在魏国眼看就要取代昔日晋国的地位时，秦、齐、赵、韩四国得逢贤君能臣，实力渐渐赶上魏国。

    魏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王城尽在其囊中，相当于控制了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最有机会问鼎天下。换而言之，魏亦是处在最危险的位置，因为列强环伺且皆有取代周室之心。因此，魏发展武卒，频频对外征战，既为进取，又是自保。

    及至惠侯时，实力较之文侯、武侯之时不可同日而语。之前“好说话”的韩国也不买魏国的帐了，开始以各种理由婉拒魏国对军备的议价与赊账。反观魏国，却是不进反退。武卒制度，一人服役全家免征徭役。随着国内尚武之风与日俱增，武卒的数量逐年递增，国家财政收入也因此大打折扣。

    魏武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面继续对外开疆拓土，一面大力发展商贾，双管齐下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

    然而，事与愿违，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逐渐威胁到了魏室地位。对外征战，列国皆今非昔比。如果魏国往东谋取泗上，则西有老秦人虎视眈眈于河西；如果往西灭秦以绝后患，那么泗上富庶将会尽入他国囊中。此时魏国的处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是危若累卵。

    若是改革武卒制度，则势必牵涉到一大批旧党利益。魏惠侯不愿走秦国那条路，适逢良机，急急大会诸侯于孟津，打算一战以定天下格局。

    再看前来赴盟的列强的心思。

    韩国坐拥宜阳铁矿之利，加之冶铁技术的逐年提高，只要秦、魏一开战，便可卖原材料于秦，卖成品于魏。二强打得愈烈，韩便可赚得盆满钵满。因此，魏惠侯一发聘帖，韩昭侯那两条老腿便“不听使唤”了，第一个赶到孟津。

    三晋之中，赵虽实力仅次于魏，亦是列强环伺，处境不比魏国好到哪里去。秦、魏两国实力增强，对赵而言都是威胁。此番秦魏大战，同时削弱两大强敌实力，赵便有暇收拾中山国。故而，赵肃侯认为魏伐秦，于赵未必是坏事。

    泗上诸国自不必说，自春秋起，始终扮演着墙头草的角色，在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至今。

    泗上诸国的情况好比欧盟与中东诸国。二战后，欧洲结成欧盟成功阻止了美国之干涉，中东诸国则因意识形态及利益纠纷互相钩心斗角，使得西方有机可乘。很可惜，泗上没有结成“欧盟”，逢此良机，怎会不急急赴盟来拍魏侯的马屁？

    楚、齐明明可以对魏国的“蛮行”置若罔闻，皆是出于同一担忧：若是列国皆去唯自己不去，势必会成为魏国发兵于己的口实。先有楚王不纳周贡之例，被桓公冠以谋逆之罪，借口会列国之兵伐之。所以老韩侯才会说：“年轻气盛是没有用的，有些时候，敬酒也好罚酒也罢，该喝的还是得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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