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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时间，当然只是一种感慨，毕竟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可以争取，但不能创造。

    需要钱，则是真真切切的要求，办新政，办洋务，没有哪一项是离得开钱的，而眼下的中国，最缺的也是钱。

    关卓凡不是经济专家，但是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当然对历史上的经济问题，至少有粗浅的了解。如果让他给现下的中国搭建一个严谨的经济模型，他做不到，但单纯的“说三道四”，还是可以讲出一番道理的。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现在的“大清国”，GDP仍是排在世界第一，甚至要占到整个世界GDP的三成。对这样的说法，关卓凡不敢苟同，因为根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支撑。同样的，若说中国是排在第二，第三，亦没有什么严谨的统计来证明。

    不过既然能进行这样的比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单以“GDP——国民生产总值”而论，中国在世界上还可以排得上号，至少还有资格跟列强“一较短长”。

    这很好，因为这至少有了一个起步的基础，山高才能出猛虎，塘子大了，才能多养鱼，四亿人每人拿出一两银子，就可以把洋鬼子砸死。

    问题在于，偏偏拿不出这一两银子——GDP固然不小，但剩余财富或者说自由财富，仍是稀缺的东西，大量人口挣扎在温饱线甚至是生死线上。

    对于这样的情形，关卓凡有一个简单的比喻，拿中国和英国，比作两个村子。

    中国村有一百个人，每人每天可以生产出一个面包，这样中国村的GDP是一百个面包。

    英国村只有五十个人，但每人每天可以生产出两个面包，这样英国村的GDP跟中国村一样，也是一百个面包。

    另一方面，每人每天都是需要吃掉一个面包，才能温饱。于是，中国村每天生产出来的面包，基本上都被自己吃掉了，英国村却有满满一库的面包积攒下来。

    有一天，中国村要跟英国村打仗了，可是村里人勒紧裤带，每天也只能拿出十个面包，来支应战争——再多的话，负责生产面包的人就要饿死了。

    而英国村，不仅有库存，还可以每天再拿出富余的五十个面包，来雇佣士兵，添加装备，而村里的人，却仍可以活得好好的。

    于是，只有五十个人的英国村，不仅可以打败有一百个人的中国村，还可以到中国村里去，把他们本来就不多的面包，再抢走一些。

    于是，英国村愈发强大，中国村愈发弱小。

    至于中国村里的人是不是会因此饿死，那不是英国村关心的问题。

    关卓凡叹一口气，抚着额头想，我要的面包，在哪里？

    要找到面包，非得把全盘的财政情况弄清楚不可。位卑未敢忘忧国，关抚台打算放眼江苏，心怀天下，他已经传了藩司衙门的钱蕴秋，上海道杨坊，厘捐总局金雨林，再加上自己幕中那位做过户部主事的钱鼎铭，来巡抚衙门议一议朝廷的岁入和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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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因为不是正式的会议，因此也不必像原来那样隆重。关卓凡嘱咐几个人都带了衣包，以公服见礼完毕，便由各自的听差伺候着，在侧厅换了轻便的袍褂，再到敞亮而荫凉的花厅中一坐，暑意便消减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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