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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英杰长叹一口气，思绪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后来我看到当地日本驻军随意殴打、杀害中国老百姓，我家的生意也被顺手抢了去。我当时年少气盛，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偷偷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跑去投了晋绥军。因为我是初中生，有文化，当兵没多久就提拔我去团部当了文书。在部队安定下来以后，我给我爹写了一封信，收到信后他们才知道我去了晋绥军当兵。我不知道那时我哥正好也在家，他让爹给我写了封信，让我立刻回家。我那时还小，且不懂事，又刚好升职做了少尉军官，一心想在外面闯荡一番事业，自然也就没理会他们。”

    说到这里，孙英杰沉默了一会儿，心里想着要是当时自己回了家，是不是以后的那些不幸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后来我爹又给我来了几封信，信里只有一个内容，让我回家。我也没回信。部队一直在打仗，不停地转移，我也和家里断了消息。一直到了四四年那年，为什么我会记得那年，因为第二年日本人就投降了。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部队奉命开拔去晋西地区，有天经过一个叫，我想想啊，对，叫姚家岭的村子，那天雪下得特别大。我们部队徒步走在山路上，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路边农家小院的石头碾子上坐着一个人，身上堆满了雪，一动不动，只张着嘴，隔一阵就喊一声：‘孙英杰，你爹快死了，快回家看看。’路过的士兵纷纷扭头看他，可他毫不在意，依然继续喊着话。刚才隔得远，加上风雪又大，我一时没听清他在嚷嚷什么。这下走到他近前，我听清了，我脑袋一下子嗡嗡作响。听声音，这不正是我哥吗？他是来给我报信的？我爹怎么了？情急之下我都没想过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孙英杰讲了一歇，口有点渴了，拿起桌上的茶缸喝了两口，接着说下去：“我当时就冲出队伍，跑到他身前，拂开他眼角眉梢覆盖的雪，可不正是我大哥孙英豪嘛。我当时就问他咱爹怎么了，他告诉我咱爹肺痨病发作了，快不行了，等着看我最后一眼。我爹有肺病这事我知道，所以我很着急。我带着他去见我的长官，把我父亲病重，我哥冒雪来给我报信的事一讲。长官是个重情义的孝子，一听，立刻就准了我的假，还让卫兵给了我五块大洋，又叮嘱我家里忙完后去集结地找部队。我也顾不上客气，跟长官告别后跟着我哥冒雪往家里赶去。”

    德蓉听得入神，催着问道：“那后来呢？你见没见着你爹？”

    孙英杰苦笑一声，“我哪里会见到我爹，一切都是我哥故意安排的。他打听到了我们部队的开拔时间和路线，提前在路上等着我自己送上门去，他那时已经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了。他把我带到了吕梁山游击队的驻地，我知道真相后，非常生气，和他打了一架，结果他把我关在柴房整整三天。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看我情绪稳定了，就天天给我讲共产党，八路军这些，可以这么说，我哥就是我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没有我哥，我不可能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我也慢慢理解他为什么非要让我脱离晋绥军。后来，我就参加了游击队，一直在吕梁山打鬼子，直到鬼子投降。”

    孙英杰目光有些飘，越过车顶看向不知所以的某处，似乎是穿过时空看到了当年的情景。

    “到了一九四八年，我们游击队整编补充到西北野战军的作战部队，我奉命前去总部学习半年。走的时候，我哥把我送到山脚下的黄河边，一再叮嘱我好好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将来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当时还处在去总部学习的兴奋中，却万万没想到，这是我们兄弟俩在这世上的最后一面。”

    孙英杰因为回忆产生的痛苦而紧皱起眉头，德蓉有些不忍，低声安慰他：“都是我不好，非要让你讲大哥的事。”

    孙英杰摇摇头，“说出来也许更好，这么多年，这些事一直像块石头压在我心里，每当夜里想起就感到万分难受。”

    歇了一会儿，孙英杰继续讲道：“我哥收到命令，正准备带队前往野战军集结地报到。突然接到老家传来的噩耗，驻扎在平遥的晋绥军某部，因为抢劫我家财物，当众开枪杀了我爹妈。接到消息后，我哥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他让政委带队先行出发，他回家处理一下爹妈的后事就赶去和部队汇合。政委不同意他回去，毕竟在敌占区，万一被人认出来会很危险，可我哥没听，一个人悄悄离开了部队驻地，潜回了平遥。在乡党和亲友的帮助下，他请人连夜在祖坟里挖好了墓穴，刻好墓碑，第二天一早就安葬了爹妈。本来这事儿一完，他就准备离开。谁知家族里有个贪图赏金的家伙，到晋绥军的驻地举报了他。天亮的时候，晋绥军埋伏在他出门的路上，对他进行抓捕，大哥他宁死不降，身中十七枪，壮烈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我当时在总部学习，直到半年后才知道这事，当时我又要随部队南下去川省，直到最近才有时间回家给爹妈和大哥上坟，说起来真是对不住他们。”

    长长的故事讲完，两个人陷入沉默不说话，德蓉紧紧地握住孙英杰的手，轻轻摩挲着。车窗上映着或明或暗的的灯光，灯光下有片片雪花静静飘落，兰州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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