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 走向暴风雨-《大清疆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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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元不禁笑道:“先生这不是说笑么?我虽升了侍郎,也只是二品,京城之中那许多王公大臣,可都是一品,亦或超品,哪个不比我更加重要啊?我即便做些什么,又能对这天下大势,有多少改变呢?”

    钱大昕道:“伯元可知弈棋之道?有时黑白双方,各自得势僵持不下,往往一眼之间,便可决出胜负。做眼的一方成了,则可步步为营,一举制胜。可若是眼被填死了,就是满盘皆输之势!这个眼,未必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步,也未必是全局中最精妙的一步,却是足以改变形势的一步。你眼下也是如此,你所言皇上、和珅、王公大臣,当然都比你重要,可他们该落的子已经落完了,只是你这枚棋子,究竟是黑是白,或许就是现下的关键了。”

    阮元不解道:“辛楣先生,其实太上皇禅位之时,皇上便曾有留我入京之意,如今皇上垂青于我,我自当感激。可是和珅又是何等缘故?我与他虽有师生之谊,可除了他四十大寿那一次,就再无交流,他却为何要重用于我呢?”

    “只因和珅同党,大多皆是乌合之众。”        这一次却是谢启昆出言相答,道:“我在外为官,也有许多年了,何人依附和珅,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大多都是些贪婪狠戾、为虎作伥,却又不堪大用之人,在上,便是排斥异己,暗中交结,在下,便是一边贪贿成性,一边真的有了作乱之人,便立刻无所适从,甚至杀良冒功。他们人数不少,可京城之内,毕竟还是尽忠于皇上的人更多,是以一旦皇上下了决心要清除和珅一党,他们没有可用之人,即便和珅再怎么奸恶,没有得力羽翼相助,又有多大作为?但你不同,你曾与我说过,你虽是因江氏之故,终究给和珅送过一回礼,而且你在外任,也并无半句对和珅不敬之语,你这些作为,足以让和珅有心用你了。而且我想若是和珅前来问你,他能许诺你的官爵名禄,定是要高于皇上的。”谢启昆不知阮元在山东时,曾对武亿立志之事,故而认为阮元在外督学,并未明言反对和珅。

    阮元也随即拜过谢启昆,道:“多谢谢大人指教之恩。”

    “可是皇上毕竟在位三年,也并未亲政啊,到时候会有多少人信服皇上,却也难说。”谢启昆想到这易代之事,还是有些忧心,看着身后焕然一新的苏公祠,却也不是滋味,又道:“伯元,是老夫无能,这一生虽说史书看了不少,可说起日后之事,却也不敢说必然会怎样,你到了京城,凡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你说,咱们这般崇敬东坡先生,其一是因他诗文双绝,其二或许便是因他不得志了,自古文人,得以在朝堂之上一尝所愿者,又有几人?反倒是不得志的,自古传诵得多些,可那又怎是先贤们真心所愿呢?东坡先生少年之时,仁宗皇帝便以宰相之才视之,可后来他身陷党争,竟是半生都不得志,最后仅得身返中原。伯元,你也是一般的才学俱佳,甚至你眼下官职,已在同年东坡先生之上,日后也自当做个治国平天下的能臣,才不枉了太上皇那一番知遇之恩。可眼下……伯元,你毕竟还年轻,若是有犹豫不决之事,就……能实心办事就好,你还年轻呢,日后有的是更好的机会。”其实谢启昆心中,又何尝不愿阮元能够匡扶正道,铲除和珅,成嘉庆中兴之业?只是想着阮元数年以来,辛勤为官,与自己也相谈甚欢,堪称忘年之交,终也不愿空言大义,最终反而毁了阮元前程。

    阮元也再次向谢启昆和钱大昕拜过,道:“二位先生之言,我已经记下了,此去京城,在下办事必当谨慎,当然,也不会忘了二位先生教诲,终是要无愧于心才是。”谢钱二人听了他这句话,也知道阮元志向所在,而且也清楚,嘉庆与和珅的生死相搏,应当是嘉庆赢面大些,未来虽有风险,可也不该逃避。又劝慰了阮元几句之后,便一同回了杭州城中。

    钱大昕在杭州小住数日,便即回了嘉定休养。而阮元的浙江督学之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离任之前,阮元也将三年之内在浙江所见优等试卷编辑为一书,名为《浙士解经录》,用以留存浙江文人名篇,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浙江之旅。

    这日西湖之畔,诸生毕集,陈文述、许宗彦、钱林、端木国瑚、周治平等人一一到场,协同阮元编纂《经籍籑诂》的名士,也大多相聚一堂,为阮元、焦循举行送别之礼。阮元看着席间学生文人,想着自己可以于取材之际,不拘一格,可之后督学之人却未必有此气魄,此番群贤毕至之景,也不知何日才能重现了,心中自也不觉伤感。

    这日阮元右手边坐的儒生,名叫臧庸,平日精研经术,也是本地先儒卢文弨的入室弟子,卢文弨平生精研经学,又多好藏书,一直为江南学子景仰,是以阮元修书之时,也特意寻了臧庸共事。这时看阮元略有不乐,臧庸也自告奋勇道:“老师无需烦恼,这《经籍籑诂》卷帙虽多,刊刻却也不难,学生知道两广之地刊印价廉,若老师信得过学生,这部书便交由学生带了去,两年之内,学生定将刻本送到老师手上。”

    “如此最好,镛堂,你随我编修此书,两年来夜以继日,最是辛苦,我却也没什么可回报的,才是过意不去。若是这书真的得以刊刻,你学行事迹,我在京城也必定竭力表彰,总要使你学行流传青史才是。”阮元也对臧庸鼓励道。看着身边的许宗彦,想着他已是举人,或许也会入京考取进士,便也对他说道:“积卿,你也和镛堂一般,随我修这《经籍籑诂》有一年了,我知你实不甘只做个举人,也不想一心经营你那许记,你经术已渐纯熟,时政论议亦有可观之处,若是想入京应会试,只管找我。在京城里我比你熟,这些年多受你许记照顾,我也定当还报才是。”积卿是许宗彦的字。

    许宗彦也陪笑道:“先生说这番话,在下可是当不起了,先生入浙三年,大兴文教,乃是通省学子之福,在下尽些心意,也是应该的。不过……不过在下虽是有意春闱,却未想过做官之事,来年是否入京,却也想再思量一番。”

    焦循则找到了周治平,道:“朴斋,这三年来,能与你讲论算学,是我一生之幸,我先前学西洋算学,多有不通之处,经你点拨,许多算理都明白了。我一生所愿,便是以西洋算学与海内算学相融合于一体,再以此为据,重注《周易》,以天算之道,破谶纬象数不经之言,方能重现圣人之意。若我书成了,自当记下你的功劳才是。”

    周治平也对焦循拜道:“弟子愚笨,本来经术不足,承蒙里堂先生和老师不弃,补录了在下生员,原也是在下应该感激先生才是。在下读书时,原也想着精通算学也是一技之长,世人徒言经术,定是有失偏颇。见了先生之后,才知道算学儒经,本是可以兼通之物,倒是在下有些惭愧呢。”

    阮元也过来对周治平道:“朴斋,你和尚之这些年来,与我同修《畴人传》,听你讲论算学流传之道,我也大有进益,只你称我老师,倒是我有些惭愧了。这《畴人传》有你二人相助,眼下也大致定稿了,我到了京城之后,再加修订,便可刊刻,到时候你的名字,我自会列于其上。只是有一事你还需记住,西洋算学自有独到之处,可我中土算学精博之处,亦不逊于西洋,修习算学,中法西法,都是不可或缺之道,你可记住了?”周治平自也谢过了阮元。

    阮元眼看诸生景仰之情,一时不绝,想着虽是自己悉心提拔众人,可座中各人,大多也曾与自己共修经典,也是互有扶助。此时别离在即,又怎能全无不舍?自己年纪未必比其他人大,可毕竟受了诸生一句“老师”,作为师长,也当多有见赠才是。便道:“各位,三年以来,我等共修经籍,相与讲论圣贤之道,今日三部图书刊刻完毕,非我一人之功,实乃我等众人之力!而且我近来想着,我与各位,虽有师生之名,实则教学相长,各位均有独到之处,也让我受益匪浅。这般想来,各位对我平日已然尽礼,我对各位却几无报答,当是我要给各位补上这教学之礼才是。”说着面向诸生之中,行了一揖,学生们又怎敢不敬?连忙纷纷回礼相报。

    阮元又道:“今日一别,我也知道,或许我与在座许多人,便是诀别了,此后天各一方,再无相见之由。这话说来也有些伤感,可人生聚散,本也是常事,各位倒也无需沉溺其中。当然,我也知道,各位都是有才学之人,若是我全无相赠之物,倒显得我看不起各位了。不如这样,所有今日到场之人,我每人赠诗一首如何?”学生们自也知道,这首诗的背后是阮元对自己的肯定,将来无论到哪里,阮元的赠诗都足以让人信服,一时也相继谢过阮元。

    很快学生们取来笔墨,阮元便为各人一一作诗过了。一时兴起,各人赠诗之后,又提起笔来,不过片刻,一首七言律诗便跃然纸上:

    谁家有此好湖山,况是清风竹阁间。

    秋水正宽情共远,宾鸿初到客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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