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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游牧民族，契丹人对外要与鞑靼、突厥、回鹘、党项、吐谷浑等民族争夺生存空间，内部则分为八大部，每一部又分若干氏族，起初契丹人的政治制度是原始的部落联盟制，八部各有首领，这些首领定期（三年）开会，进行大选，共同推选出一位大首领，作为整个契丹人的领袖和话事人。

    后来经过漫长的发展，有一支氏族的实力对其他部族呈现碾压级优势，于是「大选」就成了走过场，实权始终被其族人掌握，这便是来自迭剌部的耶律氏。当耶律氏的话事人传到耶律阿保机时，他干脆仿照汉制，建国称帝，契丹领袖也成了世袭制。这就是契丹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隐患。

    从太祖时期的「诸弟之乱」，到前文穆宗时期无休止的谋反，全是这颗种子结出来的瓜。

    被契丹吞并的其他民族，在这些年里不断发动叛乱，比如经常内附中原的吐谷浑，再比如坚持复国的渤海人，还有大、小室韦等。每当辽国控制力衰落，他们就会发动叛乱。

    而在契丹内部，特别是耶律氏内部，更是蠢蠢欲试，阿保机的弟弟、侄子、孙子几乎没有不造反的，而且基本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造反。

    还别说一笔写不出俩耶律的宗室贵胄，横向对比同时期的中原，宗法制玩儿了上千年，还不是朝代更迭、异姓称帝？契丹人可以骄傲地对汉人说：「还是俺们实诚，起码是一家人争夺家产，耶律氏内斗，不像你们百花齐放，八姓十四帝……」

    汉人则可以回怼一句：「牝鸡司晨，可乎？」

    这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显着区别之一，即女权。在农耕文明中，女性通常没有社会地位，只作为男性的依附，而游牧文明因其生活方式的原因，女性掌握着比农耕女性更多的资源分配权，真正做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是创业团队的合作伙伴，与男性的关系是合作而非依附。比如「断腕太后」述律平，她有自己的军队，战斗时披坚执锐，在战场上亲手杀过敌人，也生擒过敌方将领。

    在创业之初，后族的彪悍为团队带来了增益，然而却也是另外一个隐患——后宫干政。还是以最具代表性的述律平为例，正因她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对团队卓越的贡献，她对集团内部的影响力也是撼天动地的，接连与「帝党」

    、「太子党」、「太宗党」争权夺利，一直到了「横渡之约」，畸形的「世宗党」才算把「太后党」彻底铲除，消除了述律平对辽国的操控。

    而在穆宗之后的景宗，辽国同样是后宫掌握实权，庆幸的是掌权的这位「萧太后」不是慈禧太后。她让辽国起死回生，这是后话。

    简单说，集团内部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被早期过量的收益所覆盖，大家没有必要内耗，各势力之间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却也能相处融洽。当外部的补充无法满足内部需求的时候，各派势力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得不内卷，提出要重新审视利益分配机制或份额。

    也就是说，当集团进入第二阶段——对外拓展停滞、利益增量不足，资源进入存量博弈阶段时，内部的分歧就会开始凸显。

    太祖依靠耶律氏各大贵族和述律平等势力，建立辽国，在不断的开疆拓土过程中，太祖的威望达到巅峰，他的地位无可撼动；太祖死后，述律平努力维持，使集团依靠惯性向前发展，但这期间也夹杂着述律平对个人利益的争取，并极大伤害了其

    他贵族的利益，于是以「太宗党」为代表的小团体开始挑战述律平的权威，辽国的内忧逐渐显现；

    到了世宗、穆宗，随着述律平的倒台，辽国集团内部再也没有一派对其他派别具有碾压性优势，大家势均力敌，摩擦冲突不断。

    这就是大势所趋，这就是所谓的「国运」，非人力可为。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便是唐宗宋祖也难有回天之力。

    世宗想试试，于是不到三年就被杀了；穆宗看透了事情的本质，选择了躺平，「我不管了，你们争吧，争出个结果通知我一声就行。我不妨碍你们任何人。」所以穆宗如此昏庸、残暴、长期旷工……居然能在位长达18年，最后还是被「小人」意外杀死，而不是被贵族们造反推翻，如果穆宗不是那么作，起码别嘴欠，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如果非要往穆宗脸上贴金的话，那可以说他做到了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如果把世宗的「有为」和穆宗的「无为」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就非常明显了，「为」与「不为」其实就是对利益蛋糕的染指与否。世宗想分蛋糕，就***掉；穆宗懂事不碰蛋糕，也就可以苟活。

    另外，如果再把辽景宗——或者说「萧太后」放进来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了：穆宗遇弑后，辽国进入到景宗朝，由萧太后执政，孱弱的辽国在短时间内满血满buff原地复活，宋辽立刻攻守互换，大宋从此不敢谈论「北伐」。

    也就是说辽国只是忙于内斗，综合实力并未衰减，等角逐出一个大家都信服的话事人后，辽国就还是那个辽国。

    再比如穆宗虽背负残暴嗜杀之名，却只杀无关痛痒的「小人」，以及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政治边缘人物，而能牵扯到派系利益的核心人物即便造反，也只是「下不为例」的批评教育，他实在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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