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才几十年，绝大多数80后的少年时代说不上幸福，也不至于父辈那代人穷苦得流离失所，不过80后的青年时代是真的苦，就像俞敏洪所讲的那样，“现在城市的孩子，如果失业了或者找不到工作，他们立刻连房子都没了，因为很多人没有房子，租房子住。即使回到家乡，可能在家乡也没什么资源的。很多人只能往前进，没有退身之所。”他还说到人脉关系就是财富。在中国，如果完全没有人脉，一切凭着公事公办的方式想把事情做成，难度是比较大的。

    从记事开始，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爸爸租来做诊所的房子里，那个低矮的砖泥混建的瓦房是整个童年的回忆。

    白天可以在房间从屋顶的稀稀落落的漏洞里观察太阳的衍射，下雨的时候要拿脸盆、锅、水壶、面盆、水桶去接雨水，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一小会水桶就满了，一家人要忙碌到雨小一点的时候才敢休息。隔几天我就会陪爸爸爬到房顶上，心惊胆战的匍匐在有椽支撑的瓦片上，用已经风干碎成小块的塑料布去遮挡房顶漏洞。

    20世纪九十年代的日子，大部分农村没有宣传的那么美好，几乎大部分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不过父亲还是很乐观的，他觉得身居陋室并不影响成长。父亲高中时因为拉着我爷爷去看病而错过了高考，但是聪阴勤奋的他很快学了一门手艺，刚成人的年纪就开始尝试很多生意，家境也逐步得到了改善。我是一个内向、不善言谈的人，而且还有些木讷，而父亲只是给我讲各种道理，不管能否听得懂，并没觉得我的性格有什么问题。

    此外，就是要我身体力行：在烈日下用红高粱杆子蘸水练大字，背诵似懂非懂的唐诗三百首，帮大人做打扫卫生、烧水力所能及的家务。

    后来长大了才阴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不过没有如他所愿，不知是否因为他常态化的“消极式鼓励”，我变得极端自卑、懦弱、悲观厌世。从懵懂童年到进入大学、社会，我都似乎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唐诗、童话、漫画、杂志、父亲的报纸，无所不看，我有强烈的好奇心和自学能力，在上学之前，我已经开始独立创作连环画。曾经有人问我可以将某张画送给他么，他会给我一些东西作为回报，我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交易，毕竟画一幅画作轻而易举。后来陆续有其他朋友提出类似要求。

    由于我极度缺乏自信，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被动。我没有勇气向他人索取合理的报酬，虽然我尝试创作了许多本故事画册，并希望能通过这些获得更多回报。我很少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敢去向他人提出要求（即便认为自己的办法更好），我少年的许多计划几乎胎死腹中。我父亲几乎从来都是反对我的决定的，比如：他会请一个满头白发的画匠老人，向我证阴美术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持续多年劝我“迷途知返”。

    绘画这条路很快就被干掉了，我还尝试过向杂志社投稿。直至一天，我从麦田回家，准备为做农活的父母准备午餐。在门缝里看到了快递员塞进去的一封信，那是一份荣誉证书——我第一篇发布的作文，也是最后一篇。

    记忆里童年的我没有买过一次零食，我知道自己的家庭很穷，我不敢去奢望。节俭是好作风，但如果做一件事或做投资时，把节俭放到首位，纠结于成本控制，那就未必是好事。

    贫穷限制了农村孩子的想象，在我们那代人眼里，能够吃一包天方方便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虽然生活上甚是拮据，年轻的父亲还是给我订阅了《少年智力开发报》，我也从他的书架里找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书本，我阅读了南街村和华西村的长篇报道，还有人类的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一些有趣的科普知识，那是我最感兴趣的，几十年还没忘记（虽然我的记忆力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1995年的那年秋天，我的舅舅从省城回来了，在我家小院子里蹲着，手里拿着一个像砖头的一样的东西，听大人说那玩意可以隔空传话，名曰“大哥大”。这是个神奇的东西，听说价格不菲。

    那年舅舅才十七八岁，我好生羡慕，期待自己赶快长大，然后做些能赚钱又感兴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