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章子俊躲在船舱中，正在用火枪瞄准在码头上坐着黄马的那个县官，等待时机一枪打你个狗啃屎，也不想打死他，让他受伤就行，只要自己能不卷进去，赶路要紧。

    为了保险起见，章子俊把另外二支燧发枪也装填好火药尼米弹，放在身边，万一不中，马上就能再开一枪补救。

    放枪最好的时机就是那艘披麻戴孝的船上放炮竹，用爆竹声来掩盖枪声，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把那个县官打伤后，趁乱开船就走是最可行的脱身办法。

    可是送葬船的放爆竹是有许多规矩的，还有时间限定，比如路过桥时，放一爆竹，意思是跟死人说，要过桥了，还有就是每隔一个时辰放一爆竹，意思是报时，距落葬的吉时还剩多少等等讲究。

    可是现在明显是等不及了，趁着目前乱哄哄，哭声叫骂声，只听叭咕一声脆响后，距离码头一百米处的那个县官，在一声马的嘶鸣声后，连人带马一头栽倒在地，突如其然的一枪，着实让码头上的所有人给惊呆了，也不知是从哪里放的枪，是谁放的，剩下的只听到那个县官嘶喊裂肺地惨叫，这一枪打在大腿上，尼米子弹直接穿过大腿又打进了马的腹部中，马立即倒毙不起。马血混合着人血，这些差役哪里看过这样的场景，早就四散而逃，有些呆若木鸡状，更多的在四处张望着。

    那些正在商船上驱赶船上人员的差役们，也不驱赶了，在城门口旁，众人七手八脚地抬来了一块门板，正在把县官老爷弄上门板，赶紧送医找郎中。领头的走了，底下的差役们也就一哄而散了，趁着目前官府还没反应过来，章子俊让船老大赶紧开船，远离此地，这个地方已经被地方官府弄的乌烟瘴气，到处是斗凶逞狠，自己为了能脱身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

    在码头上有许多的商船，有装杂货的，有装水缸陶罐的，还有许多贩米粮的，看到有船离开码头，才拍着脑门反应过来，纷纷解缆四散，逃离此地要紧。连那艘送葬船也在一声爆竹声响后开溜了，不一时码头边跑的一只船也没有了，连码头上的一些搬运、小吃摊、小商贩全跑了。

    这一路上注定不太平，运河上开船还好说，可是进入永定河后的幽州地界，沿河两边全是大山深处就不那么美好了，到处有水贼活动，不日船行至瓦窑堡村的意个地方，光天化日之下就遇到了一伙水贼，后面跟着一只小舟，当时船老大凭着多年的经验说道：“后面的船只怕是水贼。”引起了章子俊的警觉，船上女眷躲藏船舱内不要出来，章子俊跟公上缨全副武装起来，怎么看，公上缨喜滋滋地兴奋起来，卧槽，这小妞最喜欢打打杀杀，这些年来还没改掉以前那种江湖快意恩仇，不一会前面三只小叶舟迎面而来，船老大慌了，大喊大叫着有贼啊有贼。

    章子俊吩咐船老大道：“遇贼不要慌，只管往前，不管发生什么事，船帆不能下来，把船舵掌好，一旦船走偏或是慢下来，就逃不掉了。”让船老大的儿子守护着船帆，而自己带着二个后生去了船头上，三支燧发枪全部装好弹药，二个后生一人一枝抱着，等章子俊打一枪后，就能快速地换枪，二个后生小子就快速装填弹药。

    因为船老大的船大，不怕相撞，能撞翻最好，三艘小船就是当地渔民的捕鱼船，每船上五六人，很明显这些人来者不善，因为手中握着刀，有些人拿着竹杆子，这些竹杆子可不是普通撑船用的，在竹杆子一头是有铁钩的。

    章子俊知道喊话没什么用，所以就在船头上架起了燧发枪，只等行到有效距离就开枪，盗贼，即小偷和强盗的统称。特别是明清时期，盗贼活跃，绿林大盗、响马渠魁、江洋大盗等形形色色的盗贼在各地出没无常。

    盗贼大致可分为陆地盗贼和水域盗贼两类。也有陆地和水贼相勾结的盗贼，在运河中的盗贼一般不会抢劫过往客船，主要抢劫粮船，明代粮船主要是漕船和白粮船，运军驾驶漕船运送漕粮，民户驾驶白粮船运送白粮。此外，天津至通州水浅时，漕运粮食需换体型较小的拨船（亦称驳船）转运，故拨船也属于粮船的一种。

    历年来修浚运河主要就是为了运粮进京，每年都有数量庞大的粮船从京鲁运河经过，成为盗贼偷抢的主要对象之一。就说前几年景泰六年，进京运河沿线有盗贼出没，劫粮船、杀运军，“沿漕河，盗贼横甚，漕军为有杀掠者”。后有盗贼李自名等在济宁等地，“剽卤漕粮船只，杀伤运军”。随后有盗贼在石佛闸劫掠粮船，“戊戍，至石佛，盗劫运舟，杀一人，伤一人”。

    除了抢粮船外，还有一块肥肉就是官船，官船，是指文武官员乘坐的船只。大运河是明朝时期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很多官员外出（包括公干、返乡、采办等）都选择走运河水路，因此每年也会有大量的官船从京鲁运河通过，成为盗贼觊觎和偷抢的另一重要目标。

    就说        永乐十九年，嘉兴通判陈原佑、黔阳县丞翁良兴以及阁臣文敏亲属文义、文让一同乘船进京，在东昌府境内被盗贼抢劫。随后七月，有盗贼在通州与香河之间抢劫南京进贡内臣船只，抢去行李等物巨多，因为这些太监的油水实在是多。

    来年的四五月间，国子监祭酒陆深从京城坐船南下，从桑园至七级闸，一路有盗贼骚扰。因为陆深实在拿不出什么值钱货，还好没有伤及人员。东平安山至济宁长沟之间有成群盗贼在运河沿线抢劫官民船只，“闻安山、长沟上下盗贼百数为群，白日行劫官商船，经过如履虎尾”。

    运河大盗陶文、赵三等在七级闸抢劫千户安国官船，抢去官银一千九百余两。更有盗匪在漷县盗劫刑部官员熊履初船只并杀伤家属。

    看看，在古代行路也是一种风险，弄不好家破人亡，这些只是牛毛，还有许多小贼小盗更难对付，专门偷抢民船，就是不定地骚扰你，让你每时每刻在不安定中，直到能满足这些盗贼的需求为止，接着下一站接着有盗贼接力上。

    京鲁运河上民船往来频繁，也是盗贼作案的重要对象。早在洪武年间，即有苏州卫卒扮作盗贼，趁夜在河西务抢劫客船。“苏州卫卒十余人驾舟运饷，泊河西务，夜劫客舟”。永乐初，有名为泰邦的商人乘船进京贸易，在张家湾被盗贼王甲、王乙抢劫杀害。到了目前成化年间，商人眭敖、眭祥父子从北方运货南下，至临清时，有盗贼扮成佣工，受雇上船，准备在途中杀人越货，结果被二者发现并解雇。

    江苏泰兴人张某病逝于京，其子扶柩回籍，船至济宁时遭遇盗贼。还有天津运河有船户借贩盐为名趁机抢劫，“天津沿运河皆屯所，曩无司庾之人，时有奸人驾舟假名贩盐，乘闲攘劫”。

    这些盗贼的身份复杂，来源广泛，包括漕运军丁、粮船水手、粮船短纤乃至寻常百姓都有沦落为盗贼，偷抢运河船只的现象。而不同群体的处境不一，导致他们作案的直接原因也有所不同。

    漕运军丁差役繁重、入不敷出，甚至破产，负担过大。这是导致部分军丁在运粮途中偷窃、抢劫的直接原因。同漕运军丁一样，粮船水手出运过程中也面临各种困难，劳动艰苦，而其收入比军丁更低。水手往返运输一次仅仅得银三两，如以最低6个月时间计算，每天最多得钱六十文左右，不足以糊口。因此常有在船偷窃的行为，“今所号为水手者，皆沿途顾募无籍贫民耳。往回与值三两，得钱之后，往往逃去，及其在船之时，复多方凌辱旗甲，鼠窃狗偷，甚受其累”。

    还有运弁克扣粮船水手工钱的现象，导致其收入减少，引发报复性的偷抢。例如，应天卫指挥耿秉孝船只在河西务丁家庄遭劫，后来查明，抢劫者正是受雇的漕粮水手，因工钱遭到耿秉孝的克扣而抢劫，“揆其劫杀根因，咸称本官克减所致。今武清县见获强贼陈二、传二供称应天卫水手姚益、王二与杭州卫帮内水手刘三等十五人，俱系各卫水手”。可见，粮船水手收入较低，是导致其沦为盗贼的直接原因。

    就在去年常州帮王益周粮船遭到抢劫，作案者是短纤段老四等人，因为贫苦而萌生抢劫念头。刘权之眷船在静海县曹家堤被抢劫，作案者也是短纤，因无人雇佣拉纤兼之中途所带银钱用尽，故合伙起意抢劫。奇丰额眷船在台庄丁庙被抢，也是因为短纤“缺少盘费”。可见，粮船短纤为盗主要是被生计所迫。

    而这一次章子俊碰到的盗贼在大山中的永定河上，这种盗贼是山贼演变而来，太不地道，也会伤人性命，什么都抢，连女人也不放过，要说以上的盗贼只是生活所迫，而永定河上的盗贼是毁人性命，所以章子俊也没好说的，发现情况就开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