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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看作是葡萄牙向明朝伸出橄榄枝。同样，在西元1557年，浙江倭寇被胡宗宪、戚继光围剿，倭寇南逃福建。至西元1562年，倭寇攻占了福建兴化城，但西元1564年，明军又肃清了福建海域。

    西元1566年，窜逃到广东的倭寇也被俞大猷等明朝将领带兵肃清。如此一来，大明沿海的倭寇基本被清理干净。但是，如果从“宁波争贡事件”引发倭患势不可挡的西元1523年开始算起，到西元1566年，东南海域的倭患持续了43年，对倭战争已持续了太久，让明军早已筋疲力尽，实在不想将对葡战争持续下去。

    需要注意的是倭寇（日本海盗）问题真正解决还是得靠明朝内部政策的改变。这一时期，明朝开始采取灵活多变、重点打击的策略，对沿海走私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倭寇失去了合作者，也就转向安分。

    所以，明朝统治者预计将对倭策略移植到对葡问题上，应该也能取得同样的成果，由此才出现了对葡萄牙人的招安。在《中葡早期关系史》中，有一段葡萄牙人的史料，反应出了葡萄牙王国对明朝的态度。

    西元1554年，葡萄牙国王给其兄弟路易斯的信中提到了中国，明确了葡对中的三个要点：第一，派出的特使索萨去华不是为了占领澳门，而是为了对华商谈通商；第二，对华关系重在扩大通商和减少关税。

    第三，“葡萄牙”改称为“普都利家”，不再称“佛郎机”，从而减轻中国人的敌视。信中提到的索萨，曾于西元1546年—西元1571年间活跃于中国、南洋、印度一带，是葡萄牙负责中国贸易船队的队长之一。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葡萄牙对华政策的改变，如前所述，在嘉靖二年前后的时候，葡萄人也到过广东海域，但致力于勾结海盗和走私贸易，还把中国当成美洲蛮族，对华人极其无礼，结果引发中葡大战。

    葡萄牙人在福建、浙江等地依旧如此，结果又被明朝水师一顿暴揍，打回了广东海域。于是，葡萄牙人见势不妙，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甚至愿意改名为“普都利家”，以证明和过去的海盗行径断绝撇清关系。

    其实，明朝已经被倭寇问题搞得精疲力竭，而现在葡萄牙人既然转变了态度，那么明朝也乐意迎合他们。于是，在西元1557年前后，明朝开始将葡萄牙视为“朝贡国”，毕竟在“天朝上国”眼中，这已经算是天大的恩赐了，要知道正德末年的葡萄牙使者也去过北京希望通商，而当时北京礼部只能按远藩朝贡对待。

    因为“明朝祖制”规定无交往而朝贡者，其货物一律不收，所以葡萄牙人請求通商遭遇失败。而现在，明朝官员已经将在广东的葡萄牙人视为“朝贡的藩商”，在接待上也以朝贡关系接待，于是才让他们有了合法的“藩属国地位”。这其实就是对葡萄牙人开始招安，而明朝想进一步控制番鬼佬，这才决定出租澳门。

    为了便于管理和抽分（收关税），在朝廷默许下，葡萄牙人终于可以大光明地占据了澳门（租地）。此时，朝廷（嘉靖朝）内部对澳门究竟能不能租借，其实还存在争议，所以澳门的地位还是悬而未决，因为历朝历代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朝廷也只是下令地方暂时不要动澳门，让澳门暂时处于三不管的地界。

    嘉靖后期，庞尚鹏提出治澳三策。第一策是用石沙堵塞水道，沟通陆地和澳门，防止藩船肆意行驶，实际上意味着葡人在澳有定居权，但明朝拥有军事管辖权，随时都可以收回澳门，不乐意了就不租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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