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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讲到朱棣率领明军彻底击败“帖木儿”侵略军后，将降兵收编为“色目营”即“哈列军”，欲北上拒敌。

    “哈列军”的将领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感动，比如原本还是“帖木儿”重臣的“只罕杰儿”就对全军说道：“明朝大皇帝是我们真正的‘天可汗’！现在，我们要去征讨那些杀死了‘黄金家族’后裔的‘鞑靼人’和‘瓦剌人’，以报答大皇帝‘天可汗’的厚恩！”虽然这个“色目人”将军说的是突厥语让朱棣等人听不懂，但能感受气氛。

    此时，“哈列军”士气高涨，又兼有朱棣忍痛给他们派发的每人每月高达50两之多的饷银，至少相当于普通明军步兵饷银十倍之多，足见朱棣对此“哈列军”的重视程度了。于是，大军摩拳擦掌，且进军神速。

    而与此同时，鞑靼、瓦剌以及蒙古各个大小部落联军听闻朱棣正在“御驾亲征”，并且虽驾的还有新近收复的“中亚劲旅”即“帖木儿军”，便赶紧慌忙逃遁，却仍在“斡难河畔”被追上，于是双方爆发了激烈战斗。

    “哈列军”全员骑兵，在追击战中颇占优势，更何况是朱棣御驾亲征？这一路上急行军，许多明军部队中的骑兵也逐渐落下，却始终只有“哈列军”紧随朱棣的亲兵护卫左右，打马冲锋，狂呼酣战，有我无敌。

    这些中亚骑兵久经沙场，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知道蒙古人会凭借轻装骑兵的优势尽量与自己拉开距离射箭游斗，以此来消耗自己的马力。不过，中亚骑兵们却采取轻、重骑兵搭配模式，并迅速组成军阵后，冒着蒙古人的箭雨，一边由轻装骑兵放枪还击并紧随其后，一边由重装骑兵强行冲进蒙古骑兵的军阵中。

    此乃当初以“塞尔柱突厥人”为主的中亚游牧势力先后对抗欧洲“十字军东征”和来自东方的蒙古大军西征之经验，毕竟当时以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为主的“回教徒”在与欧洲“基督教徒”打生打死之际，却被突然出现的蒙古骑兵捡漏，利用自己所俘虏的“汉人”工匠们制造的“火炮”轻易攻克了一座座中东“回教之城”。

    后来，“回教徒”们在绝望之际，不得不向曾经的宿敌——“基督徒”求助，这才有了蒙古骑兵大战基辅罗斯大军、欧洲“条顿骑士团”等军事行动，不仅转移了“回教徒”们即将面临的“灭教之灾”，而且還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一万大军正面击败蒙古人的三万铁骑中找到了击败蒙古人的办法，便是“具装重骑”和“驼炮”。

    “具装重骑”即人马披甲的重装骑兵，不仅头戴铁盔配有面罩，而且铠甲多为防御力极强的“板甲”，无论是刀砍剑刺都能轻易低档，尤其是蒙古人的“牛筋弓”和“铁簇”，射到对方身上就会被轻易弹开，除了拼耐力以耗死对方之外别无胜算。更何况那“驼炮”粗如大腿，由骆驼搭载并具有轻型火炮的杀伤力，威胁巨大。

    “驼炮”其实就是用骆驼来运载并当作“炮座”的所谓“轻型野战炮”，为中亚乃至西亚地区常见的“火器”。当时的中东各方势力，喜欢把微型“火炮”或大口径“滑膛枪”安放在骆驼的背上，借助轻型炮架来操控的可以前后左右旋转的“火器”，因此也被叫做“骆驼回旋炮”。对于其设计，一说源于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骆驼弩”。

    另一说，此炮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在西元1509年的“第乌海战”中，注意到葡萄牙卡拉维尔船的舰用回旋炮的优点之后，继而模仿出了“骆驼回旋炮”应用于陆战上。显然，这第二种说法应该更为可信才对。

    因为“骆驼回旋炮”最早就是出现在埃及。不过，在“奥斯曼帝国”吞并了埃及之后，“骆驼回旋炮”才迅速在帝国的军队中普及，并在帝国和波斯的战争中传授给了波斯人，再经由波斯人传遍了整个中亚和南亚。

    尽管“骆驼回旋炮”在欧洲毫无建树，但在中亚和南亚战场上却大显神威，因为这种兼顾了“机动性”和“火力猛”的武器非常适应中亚和南亚的糟糕路况，并在著名的决定印度命运之战中，还曾大显身手过呢！

    西元18世纪中后期，由“帖木儿”后裔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王朝”开始崩溃，各地王公贵族形成军阀武装割据且彼此攻伐，而“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就是于西元1761年1月14日发生在印度帕尼帕特的一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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